时间：2016年3月6日10:40
地点：广州市黄埔大道西暨南大学明湖苑
人物：刘人怀
采访人：王秋林 李会宁
文字摘录：张虹（2013级第二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志愿者）
文稿审定：段小平
王：刘先生，您好，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萃英记忆工程”，将老先生们在兰大的经历，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保存下来。今天专程来请您介绍一下您在兰大的经历。我们查到了您在兰大期间的学习和工作资料，做成资料合订本送给您做纪念。
刘：（翻看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我以前填写的，自己都没有保存，很珍贵的，比如其中的“导师名册”。你们这个工作搞得挺好，能搜集到这些资料，我感到很惊喜。我在兰大待了20年，当年调动工作很难，学校一直不舍得放我走，最后在崔乃夫部长（后来成为国家民政部长）的帮助下，我的调动工作才得以完成。
曲曲折折入兰大
实际上我的黄金时期，从18岁到38岁，这20年都在兰大，其中有很多故事。
我原来在四川留苏预科班读了3年预科，那个时候到苏联留学最好，学校很照顾我，张光汉校长跟我说：“人怀啊，我们要推荐你”。但是，1958年临毕业前，学校通知我政审不合格，不能去苏联留学了。实际上我家是教师家庭，我的三哥做党的地下工作，我们家是成都的一个地下工作站，所以我小时候看大门，也可以说是参加了革命活动。幸运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第一名，一直是班长，没去成苏联，我在没复习的情况下就到成都工学院直接参加高考。
当年高考我填了9个志愿，第一、二志愿的北大、清华都没考上，一直到第七个志愿兰州大学数学专业才被录取。实际上，我的高考成绩很好的，是兰州大学当年全校新生600名的第一名，按理说读北大、清华也是可以的。
那个时候的兰大地理位置好偏！1958年9月1日开学，不巧的是宝成铁路被大水冲垮了部分路轨，无法通车，所以我晚了两天到校。9月3日下午4：00，我到达现在的兰大校区（盘旋路校区），同学给我打了一盆黄河水洗脸。我想，从成都那么好的地方到兰州，就没见过这样的水，这水怎么洗脸，尽是泥沙！同学讲：“来，放点明矾，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用了”。1958年，兰大刚从萃英门搬到盘旋路校区，很多基建设施还没建好，所以我们进校后要参加劳动，比如修建学校的操场。那个时候兰州没有自来水厂，平常用的就是黄河水，所以我觉得兰州生活是够苦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锻炼。
兰大给我的第一个考验
报到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修操场，9月6日就到定西参加“引洮上山”工程劳动。“大跃进”时期，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讲，要把洮河水引上山，改变甘肃以及整个西北的面貌。我记得当时全校几百个学生到兰州火车站等车。等车的时候，就有几只狼从我们面前跑过。我们几个南方人哪见过狼呀（大笑），所以看到狼就很害怕。狼见我们人多，掉头就跑了。那时候兰州的生态环境真好啊！在火车上，老师给我们讲，西北狼多，要我们注意防狼，狼的特点就是豆腐腰，麻杆腿，怕火，怕绳子。我一个成都人，哪里见过那东西，感觉好吓人（大笑）！
我们在一个小站下车，又步行了两个小时，天黑才到达目的地。学校就分配每个系、每个班在不同的地方，数学系领导住在镇上的公社。我们一年级新生就被分到一个山头上，几个老师加上学生60多人住在山顶的土地庙里面，周围一个农户都没见到，我们就赶快自己生火做饭。
在五十年代，为了培养工人阶级子弟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国家建立了一批工农速成中学，让年轻的工人快快读书上大学。我们班就有这样一位党员同学——赵国柱，所以在出发前，他就被任命为班长，而我是副班长。到工地以后，我又被加了一个职务，被任命为兼职安全委员。
当时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彼此还不熟悉，吃完饭安排休息，所以我就跟班长商量，让女同学住得“好”一点，让她们住在神龛上，男同学住在神龛下。其实，那个小庙就一间房子，密密麻麻地挤了我们60多人，我们班长、副班长几个就靠着门边睡。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那个年代就这样子，当班干部就是让人家住得好，自己吃苦。
当天夜里就发生了件大事情。半夜两三点钟，一个同学突发羊角疯，口吐白沫，大声叫喊。我们几个赶快起来照看，我在四川见过这种事情，就是癫痫。但是我们那儿又没有医生，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头脑比较简单，我想，我是副班长兼安全委员，这种事情应该由我负责。所以我说：“我去找医生。”班长说：“行”。当时，学校为我们系分配的医生住在公社所在地，距离我们住的土地庙有20多里路。于是，大半夜我一个人就去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想那么多，因为我从小当班干部，在中学是少先队大队长，那天也就没多想。
我从小在平原长大，没见过山，也不会走山路，只记得白天走过的那条羊肠小道。没走多远，我就从山头上摔下来，咕咕噜噜地一直滚到山底。好在是黄土高原，没有石头，没有摔伤，于是我又爬上去继续走。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突然看到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有两只狼，而且是两只大狼。在此之前我只在书上读到狼，当天在火车站是我第一次见到狼，老师也只是讲了简单的防狼方法，我们从小就知道狼要吃人的，而且人一般斗不过狼，所以真的把我吓坏了！这就是兰州大学对我的第一个考验（大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找几个同学一块儿去找医生，可是我头脑太简单，想着自己是安全委员，那就应该自己做（大笑）。
两只狼看到我之后，在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停下来，用眼睛盯着我看，吓得我是三魂掉了两魂。我也赶快停下来，突然想到老师讲到狼怕火、怕绳子，也就镇定下来，赶快用左手拿着手电筒照射狼的眼睛；狼还怕绳子，我又没带绳子，心想裤腰带就是绳子，所以我就把棍子悄悄地放在地上，赶快把腰上皮带解下来，用右手甩皮带，一直做这个动作。两只狼就盯着我看，眼睛亮亮的，我也就盯着它看，就这样僵持了二、三十分钟，最终狼离开了。我也很勇敢，对吧？其实心里吓坏了，就这样通过了兰大对我的第一个考验（大笑）。
随后，到达公社找到医生，再折返到驻地已经五六点了，医生把学生抢救过来。
我们在工地劳动了半个多月，山头都被我们削平了。
所以，在兰大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锻炼。
我是兰大的高考状元
在五十年代，学生进校的时候不公布个人的高考分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是兰大的高考状元。后来学校当年参加招生工作的一位同志透露给我：“刘老师，你是1958年兰大600名新生里高考第一名，是全校成绩最好的、第一名的考生”。所以学校很重视我，但是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表现很好。
1958年12月底，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年3月，我就入党了。校报刊登了我入党的消息，占了很大一个版面，这份报纸我至今还收藏着。
在我们系，当时只有我们班的两个人一起入党，我，还有陈广才，我是班长，他是团支部书记。在五十年代，不要说入党非常困难，就是入团也困难。那个时候的党员非常少，表现很好的同志才能入党，我们班60位同学,到毕业时只有3名党员，整个数学系才13名党员，党员很少，所以责任就很大。预备党员转正后，我作了党小组长，在1960年的时候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是第一批政治辅导员。
王：那您还是五年制学生？
刘：对。学校仿照清华大学推广的学生辅导员制度，要求我当辅导员，曾计划给我工资，让我多读一年，读六年再毕业。实际上没有批准，我也没有拿到工资，还是按时毕业的。但是辅导员工作我照做，作了数学力学系1960级的辅导员。
我做了两年学生会主席
1961年，我就被选为兰大学生会主席，一直到毕业共做了两年。大家一致评价，在以往历届学生会主席中，我做得最有生气。因为我做学生会主席负责的工作面比较广，当时27位委员，给我配了6个副主席，还有6个部：学习部、体育部、文娱部等等。那个时候学校的体育活动、大学之间的体育比赛，都是由学生会负责的。学校的运动队比如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等，都是学生会在管，文艺晚会、每周舞会也是学生会来操持。我还组织了一个200人的交响乐团，学生会还邀请著名专家定期做报告，我记得邀请了谈家桢、华罗庚等许多大科学家来兰大作报告。甘肃省第一次八个高校联合举办的“一二•九”纪念晚会，也是由兰大学生会主办的，所以，学生会承担的工作面很宽。
我做学生会主席，跟校领导的关系也很好。1961年底，我加入校务委员会当委员，跟校长江隆基、副校长林迪生和甄华等，都比较熟悉。在学习方面，我也一直很好，一直是全班第一名。
叶开沅与力学专业
1960年，学校新建了力学专业，就让我从数学专业转到力学专业。此前全系就一个数学专业。组建者是江隆基校长从北大带来的7个人之一叶开沅老师。中国的第一个力学专业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和我们的老师叶先生等5个人创建的，叶开沅是钱伟长的大弟子。江隆基校长把他带到兰大，他就成了我们兰大力学专业的奠基人。
在兰大读了两年数学之后，我们转成了力学专业固体力学第一班，我也就成为力学专业的学生，叶先生为我们讲授《板壳力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又带我们做板壳力学的实习和研究，我们全班9位同学的本科毕业论文都是叶先生指导，所以我作了叶先生的学生。本科毕业以后，叶先生动员我做他的研究生。可是，国家在1962年评职称时，他报了教授，因为种种原因没批下来，所以带不了研究生。没做成叶先生的研究生，我毕业后留校做叶先生的助手，全年级就只我一个学生跟着他。
我对老师很尊敬，业务也很好，所以老师大都喜欢我。老师只要交待事情，我很快就做好了，不需要老师说第二遍，这是我一辈子的作风。领导交代我什么事情，说完我就做好了。因为我比较肯干，所以江隆基校长、校系领导、叶先生，都喜欢我。
兰大授予我“红专旗手”称号
因为我是高考状元，业务又好，到毕业一直是第一名；又担任学生会主席，学生工作和社会工作做得比较多，名气比较大。兰大在1959年10月1日就授予我“红专旗手”称号。
后来毕业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数学力学系党总支书记张嘉宾对我说：“人怀，你不能填分配志愿，要服从组织，留校工作”。所以我就留校工作了。
板壳非线性力学
虽说我受了很多苦，但也挺锻炼人的，给了我学习管理的机会，我作学生会主席，又遇到好老师、好校长，江校长、林校长、甄华校长都很好，叶先生也给了我好的论文题目。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学习时，是世界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薄球壳的非线性稳定问题是他的成名作，是1939年轰动世界的论文，就是他和老师一块发表的。叶先生给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这篇文章中没有完成的部分。所以，我碰到了好老师，选了好题目，我一辈子都在做板壳非线性力学问题，跟着叶先生的指导做下去的。
1965年2月，我才24岁，就在中国顶尖杂志——《科学通报》发表了3篇关于板壳非线性力学问题的文章，其中2篇和老师共同发表，1篇是我个人的。在这个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大学毕业的时候，叶先生叫我到钱伟长先生家里去，使我在1963年10月有幸见到了钱先生。人家听到“大右派”后，都躲得远远的，我倒是很尊敬老师，所以我跟钱先生关系一直很好。
钱先生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
我到中科大工作以后，钱先生亲自到中科大找我，希望把我调到上海他身边去工作。虽然中科大准备提拔我做副校长，但是祖师爷要求我去上海，我就跟着钱先生到了上海工大。后来，钱先生说我是他的最好学生。钱先生带的学生很多，说我是他最好的学生，我一辈子感到很荣幸，非常感谢钱先生的栽培。
从本科毕业论文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做板壳的非线性力学研究，是兰州大学给了我这样的条件。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没有这个摇篮，我就遇不到好老师，遇不到好校长。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江校长能够把兰大办成一所好学校，使学校发展步入正轨，使我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没有一个好校长是不行的。老师也是如此。因为优秀的老师在攀登科学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在一定的高度做事情，你跟着他就会比较轻松。我从事力学研究就是这样。叶先生从本科开始直接带领我，所以我感恩江校长，感恩叶先生，感恩我的母校兰州大学。还有很多好老师，包括我们系里负责学生工作的薛玉庸老师，她是党总支委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给我很多关怀。我们数学系的四大名师：二陈一濮一开沅，即陈庆益、陈文源、濮德潜和叶开沅，除濮德潜老师之外，四大名师中有三位老师曾给我们上课，后来濮老师调往烟台大学，我们也很熟悉。所以我在本科学习阶段得到了老师的很好教育。
从严治校，发展暨南大学
因为我出身教师家庭，读书、做事都比较认真。读书很认真，又遇到好老师，这样有了好的成果。我18岁入党，党的教育和关怀让我懂得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好领导。年轻人，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样就不会犯错。
暨南大学在我到来之前，是二本招生，全国排名在几百位。我来到以后，就使用科学管理的办法，制定“侨校+名校”的发展战略，进行改革，采用“严、法、实”的办学原则（从严治党、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依法治校，实事求是），很快把学校变成了一所重点大学，几年之内就变成一本招生，成为211国家重点大学，进入全国前100名，最后排名全国高校第36位。
一系列的中国“第一”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被提名参加，但是因故没去成，那时我已经成名了。我在兰州做的几件事情里，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简称“兰石厂”）的事最出名。
1969年，我从泾川县回校以后，在兰州汽车修配厂当工人，时任兰石厂二分厂技术科长、留苏回来的贾志杰（后来任湖北省委书记），想创造中国第一台生产航空煤油的铂重整装置反应器。他在访问古巴时，看到美国炼油厂的那个装置，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航空煤油，他想做这件事情，结果试制没成功，就到处求人帮助，最后求到兰大来了。压力容器是板壳的组合体，他来的时候，我的老师叶先生已经坐牢了。学校只有我一个人研究板壳，于是军宣队叫我去谈话，安排到兰石厂去，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就一直做业务了。
我们这代人很苦，是力学专业第一班的学生，学的全是理论，毕业前连最基础的实验都没做过，没学过制图，也没做过实验。我看不懂贾科长讲解的图纸，于是请贾科长带我到现场看他们试做的产品。在现场，我清楚了那个产品需要80个大气压的工作压力，但是他们的试制产品只能达到60个大气压，而且他们一次为北京炼油厂、南京炼油厂、兰州炼油厂试制了6台机器，总价值几千万元，试制不成功，将全部报废。
经过研究，我发现问题出在压力容器椭球封头的中心开孔地方。我没学过椭球壳弯曲理论，就去查阅图书。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时全部关门了，学校专门为我打开图书馆，我查阅几天没找到需要的计算理论。后来，我自己创造理论，推导公式，进行求解计算。三个月的功夫，日日夜夜，最终找到答案。我让他们做了个实验，结果非常符合我的理论结果。于是我就提出解决方案：容器太薄了，应在开孔的边上补一块厚度为32毫米与封头同质的护强板，于是压力容器试制成功了，这是中国第一台生产航空煤油的装置。贾科长好高兴，就对我说：“人怀啊，我这里题目多，希望你留下来继续工作”。当时一天到晚全是政治运动，业务完全丢了，自己很想搞业务，所以我说行啊。请示学校后，学校批准：只要工人阶级喜欢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你继续留在那里。于是我就留在兰石厂了。
1969年10月开始，我一直在兰石厂工作。其实，我全天做科研都可以，但自己是党员，要求严格，觉得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于是我自己规定半天劳动、半天搞业务，能半天做业务我已经很开心了。这段时间，我做了一系列产品的力学分析计算工作：中国第一台大型尿素合成塔、中国第一台最高压力的高压聚乙烯反应器（设计压力2300大气压）、中国第一台大开口加氢反应器、中国第一台高压固定式热交换器、中国最大炼油厂的减压分馏塔，都做成功了。一系列新产品诞生，整个国家都很关注，军宣队让我做汇报，当时军宣队长是8341部队的，是酒泉发射中心的副政委，懂些业务。他说：“刘老师，你改造得好，学校给你出个科技专辑”。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全国罕见的。那个时候反对用个人名字，所以文章署名是“兰州大学赴兰石厂小分队”，但是他们认为成果是刘人怀做的，还是写个人名字吧，所以最后署我的名字。
参加“东方红”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
还有一篇作品，是我人生的成名作。1958年进入大学以后，大概因为我业务很好，学校安排我一项任务：参加“581工程”：我国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让我做组长，五个号码为代号，绝密，不能跟任何人讨论，不问任何人问题，还派了班上两个高材生余庆余和周永良跟着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不清楚这个项目的理论，也没有老师指导，只知道很重要。因为苏联在1957年人造卫星研制成功，中国开展研制人造卫星，我们学校也参加了，但是任务怎么会落在我头上，我也不清楚。
因为个人、家庭政治条件还是很好的，所以我参加了“581工程”。我做了两年，做得很成功，工作经费少，又不能公开，就悄悄地用纸做火箭，把纸火箭放到几千米的高空，发现做成功了（大笑）。
1960年夏天，学校找我谈话，说要继续培养我，让我到西北工业大学去进修火箭的有关业务。但是，西北工大在档案中看到我二哥在台湾，最终没去成。所以，我做了两年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就结束了。
1960年，我带领全年级同学到陇西县文峰公社做华罗庚的“优选法”推广，让大面积土地的农业增产。做了两次大型科研活动以后，我就很喜欢科研，自己的业务也好，最后做的毕业论文也很优秀。
一篇耽误了14年的论文
大学毕业后，我跟着老师做理论研究，发表了几篇文章。那时候搞科研的人很少，不加工资，也不提职称，但是我喜欢科研，希望科研联系实际。当时，我是刚毕业的一个年轻老师，没得到系批准，也没带介绍信，就去兰州的工厂开展调研，自己找课题，结果就遇到个好题目。
那时候没有科研经费，我用工资自费坐公共汽车。兰州的工厂挺多，兰化、兰炼……一个厂一个厂地找题目，最后到了135厂，对外又叫万里机电厂。这个厂现在还有，那时是航空仪表厂，也是个绝密厂。因为是绝密厂，办公室设在外面，可以见面，我就找到技术科。60年代，美国屡次侵略我们中国领空。1963年，我国击落了一架美国P2V低空侦察机。飞机的飞行高度是很重要的，那架飞机上就有一个高度表，仪表的核心元件是一个波纹圆板，锯齿形的波纹圆板，上级就要求兰州万里机电厂仿制。但是，他们没人手，做不出来，全国也找不到相关的专业人才。我一看，这是个板壳题目，是我学的内容，就试试看。那个时候我才23岁，但是我胆子大，初生牛犊不怕虎，又喜欢做科研，所以就拿回去钻研了。
当年，我们的工作规则是什么都要汇报，连谈恋爱也要汇报。回校后，我就向教研室报告找到好题目，请求批准。结果，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说：“人怀，你怎么去外头搞这个，你刚留校，教学任务、行政任务都比较重，你还去干别人的事，不务正业！”把我批评了半天。那个年代，领导说话我们是不能辩解的，既然是不务正业，那只好向领导表态不做了。
回到宿舍以后，我思来想去，认为这个题目是国家重点任务，又和我的业务有关系，是很好的题目，应该做，但是组织上又不让做。思考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把国家和学校交给的任务做完，剩下时间悄悄做业务，这管不着我吧。我在做事情方面，第一次比较“灵活”一点。学校给我的任务是比较重，教学、行政（当班主任）、带学生论文、给叶先生做助手、改作业，完成这些工作后的剩余时间我就做这个题目。后来，利用到北京实习的机会，我到国家图书馆查文献，那时没有计算机，都是人工查找。结果发现这个题目确实非常好，苏联从1941年开始，有3个院士做这方面研究：巴诺夫院士，费奥多谢夫院士，安德烈娃院士，都没成功，理论与实验的误差是39%，误差太大，不能用于设计精密仪表。日本的赤坂隆教授，美国的哈林克斯教授。全世界就5个人做这方面研究，都没做成，中国还没有人做，这个题目多好，所以就开始做了。
1963年，我开始进行波纹圆板研究，1965年夏天做出了结果，和以往研究成果一比，基本差不多，没有明显进步。1965年9月1日，我到定西下乡搞社教，这项研究暂时不能做了。1966年，我回到兰州。结婚以后，我们住在省中医院门诊部旁的畅家巷家属院，就在家里悄悄地做研究。那个时候做业务是要挨批的，看到有人来，我赶紧把手稿藏起来，防止让别人看见后有麻烦，爱人也支持我。1968年4月，我完成了研究工作，理论值跟实验值只差百分之一，这个就可以应用了，但是没地方发表。后来学校军宣队给我出科技专辑的时候，我想把这篇波纹圆板的文章放进去，学校虽然同意发表，但是系里的造反派不同意，诬说：“这个理论脱离实际，只能发表压力容器方面的文章。”所以这篇文章未能发表！
1972年，国家让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前停刊的中国学术期刊也在这年复刊，他们都到高校约稿件，因为当时没人写科研文章。学校军宣队领导就指示我给数学和力学杂志提供科研稿件。这两份杂志是《力学》、《数学的实践与认识》（即《力学学报》、《数学学报》）。我就把得意之作——波纹圆板的文章寄给《力学》，很快就通过审查；把换热器管板的文章寄给《数学的实践与认识》，这个也通过了。等杂志刊印出来，只有《数学的实践与认识》发表了我的文章，《力学》没有刊登我的波纹圆板研究论文。1978年1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力学》又改回原来名称《力学学报》，并在第一期刊登了我这篇文章，从1964年到1978年整整14年啊。3月，我离开兰大。4月，兰大把杂志转给我。看到文章终于发表了，我好高兴！
我很快成了中科大的明星
到了中科大的第一天，我就很不高兴。我是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引进人才，那时钱学森先生是系主任，郭沫若是校长。报到后，系总支书记和我谈话：“刘人怀，你业务好，又是党员，我们特别把你调到飞行器结构力学专业教研室，但是你政审不合格，今后只能教基础课”。
十天以后，学生上《数理方程》课，因一位副教授授课质量差而罢课，我被临时派去顶替给他们上课。结果课堂效果非常好，中国科学院全院通报表扬刘人怀助教。中科大的校风很好，你做得好就会受到表扬。当年3月，我的波纹圆板文章发表，恰好第五届全国仪器仪表弹性元件学术会议于当年12月在上海召开，就邀请我做特邀报告。大会认为，波纹圆板文章达到国际水平。报纸刊登出这个消息以后，中国科学院又表扬我。在教学、科研方面都得表扬，所以我就成了中科大的明星，学校马上给我加了三级工资！我在兰州大学做的工作，在这时候开始受到赞扬。
在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中国学者第一批挑选中，中国初选了100多名候选人，结果德国选择了8个人，中科大就我一人。到德国以后，我又在力学专业的最高级别杂志发表文章，马上一些权威评价我的作品是全世界第一，是顶尖级别，国外的一些报纸进行了连续报道，这也加速了我的成名。回国以后，我担任省长顾问、副校长等职务，就这样开始步入行政之路。
我在兰州大学吃了苦，兰大也给了我机遇，所以我应该感恩。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事件，是一种灾难，但是也磨练了自己，是很有趣的事情，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紧握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
王：那您从学者和领导的角度上，对兰州大学现在的发展建设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刘：兰大在1978年以后至今都是不错的，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位居前列，但是地理位置是弱势，现在北、上、广是中心。兰大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国家要发展西部，作为西部最好的大学，这是学校的优势，要扬长避短才行。不要北、上、广的学校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这样是不利发展的，要利用好自身的优势，找到自己的好方向、自己的重点来发展，才能成就更好。
我们西北人很朴实，西北的地区也很广阔，中国的未来是非常好的，现在形势很好。2014年9月29日，按货物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宣布中国第一，是全世界最大经济体，国际上也是一片附和声。2016年4月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2015年度《世界概览》，再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宣布中国是世界第一。我们国家比较谦虚。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兰大还有更好的机会。西北有这么多的好条件、好人才，不要跟着北、上、广走，兰大要成为西北教育科技的龙头，才能成功。
王：非常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讲述这些故事，今天耽误您的时间也比较多，最后请您在留言簿上题字留念。
刘：（题）感恩母校的培养，祝愿母校更加辉煌。
【人物简介】
刘人怀，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和工程管理学部院士，196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先后在兰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任教，曾任上海工业大学副校长兼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91年调至暨南大学任副校长，1995年底至2006年1月任校长(1996年12月-2000年2月兼任党委书记)。刘人怀院士是我国板壳结构理论与应用研究开拓者之一。他与叶开沅共同创立求解非线性微分方程的修正迭代法，系统创造性地研究波纹板壳、夹层板壳、复合材料板壳、网格扁壳、单层板壳、双金属扁壳六类的非线性弯曲、稳定和振动问题；创造性提出精密仪器仪表弹性元件（波纹膜片、跳跃膜片和波纹管）设计公式，被工程应用，经济效益超千万元，改变了依赖经验和外国公式设计产品的历史；系统提出夹层和复合材料飞行器结构元件设计公式；提出厚板壳弯曲理论用于高压换热器、高压超高压容器试制节约费用数千万元。提出大型储油罐新型网格顶盖、大型减压塔、铁路高桥墩和新型钻头的设计依据，受到工程重要应用。世界著名力学家Panagiotopoulos评价“这些工作体现当代国际板壳理论领域科学工作现状的最高水平。对实际工程有十分重要意义”。此外，还在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方面开展了研究。获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3项。出版学术著作15本、主编学术著作7本，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培养博士61人，硕士13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