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6月9日
　　地点：档案馆办公室
　　人物：苗高生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红叶
　　文字整理：段小平　红叶

　　王：苗老师，您好。今年是江隆基校长诞辰110周年。我们知道，您对江隆基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请您专题讲述一下老校长江隆基。

江隆基是我们尊敬而又念念不忘的好校长

　　苗：好的。我先从写《江隆基传》说起吧。

　　江隆基是我们尊敬而又念念不忘的好校长。他是在1978年4月平反昭雪的。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12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流行的一个词叫“拨乱反正”。“拨乱反正”里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决定，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丛书，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他们列了一些人物名单，其中有江隆基。1981年，我去参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议，副会长叫胡华，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的主任，他听说我是兰州大学来的，就找到我，希望将撰写江隆基人物传的任务交给兰州大学。我就把这个任务带了回来。

硬着头皮承担任务

　　我给林迪生校长，还有辛安亭、聂大江他们汇报了这件事，他们很重视、也很支持。当时就想组织一些人，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江隆基的女儿江亦曼找到我，大概她听说这个事情了。她就说，代表她的妈妈宋超，希望我把这个工作承担下来。我感谢学校领导的信任，更感谢江隆基的夫人宋超先生对我的厚爱，也感谢聂大江先生对我的鼓励。我深知这项工作的任务之大、责任之重。以我的能力，担心做不好。所以我是硬着头皮把这项任务承担下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江隆基传》的撰写工作。

　　熟悉这项工作的老师都知道，搞现代人物传记，除了需要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外，更多是需要实地考察。没有实地考察，这个传记是写不成的。所以，访问人物就成了当时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写传记的一个难点。有大量的人物需要访问。幸好是1980年代初，曾经与江校长同时代的人大多数还都健在，这些人中凡是有代表性的、能见到的人，我都访问过。

　　开始的时候，我的教学任务还很多，只能用教学工作的空隙时间做，连续几年寒暑假期都是我外出调查访问的时间，都在做这个事。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江隆基校长的夫人宋超先生。很多访问，都是宋老事先联系、约定，我再去访问。有的人是她陪我一起去访问。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彭德怀彭老总的秘书张养吾先生，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先生，还有王炳南先生，成仿吾的夫人等等很多人，都是她带着我一起去访问，还有其他和江隆基校长一起共过事的许多老战友、老教授也是这样。

　　王：您当时访谈的那些记录还在不在？

　　苗：有录音，但是，都坏掉了。我买的那些带子有问题，我也不懂，不会操作，有的录下来了，有的没有录下来。回来以后，我整理过笔记，每个人的我都整理过。有的还在，有的就丢掉了，搬了几次家，东西都比较乱。最可惜的就是许多带子坏掉了。磁带放不出来了，当时买的可能（质量）有问题。

　　也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江校长的长兄江裕基老先生和江隆基的四弟江弘基先生。我到他家乡前后访问过两次。去访问的时候，都是江裕基陪着我。每天我们都交谈，讲过去的事、讲江隆基、也讲他自己，讲了很多。因为在家庭里，他俩的童年、青年时光一直都在一起。我和他的四弟江弘基也交往了很长时间。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

　　在和他们接触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从他们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这些方面，似乎看到了江校长那种非常谦虚、平易近人、尊重人的品德。他们都是这样的，非常谦虚，又诚恳直率。

　　同时也感谢我访问过的许多人，包括北大的、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包括陕北公学、华北联大的那些老师，还有边区教育厅、西北教育部的许多老同志。借此机会也要感谢他们对我这项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两个突出印象

　　在访问当中、在查阅文献资料当中，对江校长，我有两个突出的印象。

　　第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勤奋”。江校长是非常勤奋的一个人。我看过他写的一些讲话稿、发言稿，还有他的一些工作笔记、工作报告的修改稿，修改得密密麻麻。从笔迹上看，不是一次的修改，至少是两三次的修改。写一个东西，那是非常认真。我访问当中，有人说到，除了礼拜六晚上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以外，从礼拜一到礼拜日，从白天到晚上，都是在工作。他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所以，我从他的文字材料上来看，看出江校长工作的勤奋。这一点我也想到，江校长为什么能够做出那么多的成绩，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为什么？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我感到，主要是勤奋，是勤奋造就了他的业绩，是勤奋使他做出了突出的、受人尊敬的成绩。我深有感触，江校长对自己的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我看到江校长创造那么多的业绩、做那么多工作的原因所在。勤奋是成功的最基本因素。我觉得这一点的印象很深。

　　第二个很深的印象是“怀念”。对江隆基的怀念。我访问过的很多人，给我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都在怀念这位老首长、老校长。从留学开始，留学日本、留学德国，当时也有一些我访问过的人。回国后、延安时期、西北教育部时期、北大时期，一直到兰大时期，这些人中，有他当年的同事，也有他当年的下属，有年长的老教授，也有中青年教师和他的学生。在众多访问过的人里，好像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都在怀念他，怀念这位老校长，都在以一种非常钦佩的、非常尊敬的心情来怀念他。他们没有溢美之词，而是实实在在，通过某些亲自经历的事例来表达对江校长的怀念。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事。一个人能得到这样共同一致的赞誉而不能忘却，是十分不易的事。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曾经说到对人的评价。他说：一个人能做到“生益于时，死闻于后”就足矣！这是讲人生的价值，人生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在于他死了以后，人们仍然在怀念他。我想江校长做到了这一点。有这么多人都在怀念他，这么长时间人们还在怀念他，这个人的价值就相当大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这是我在访问他人和查阅文献资料时，两个突出的印象和感触吧。

三条主线贯穿一生

　　我认为，在江校长奉献于教育事业的一生中，贯穿着三条主线。这三条主线，我想用和他同时代的三个人的话来说一说。

　　一个是胡乔木说的。胡乔木说：隆基同志是一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老干部。这是胡乔木对江隆基的评价。

　　一个是聂大江说的。聂大江说：江隆基是有自己教育思想的教育工作者。

　　第三句话是崔乃夫说的。崔乃夫说：江隆基，人品是绝对的好，是一流的。

　　我想这三句话，实际上是概括了江校长的一生。

　　先说第一句话。胡乔木同志说他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老干部”。说是“早期”，我理解是指抗日战争以前了，红军时代、包括大革命时期。江隆基是1927年6月，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全国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早期入党的老干部。为什么说“优秀”呢？优秀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觉着优秀主要体现在一个字，就是“忠”。他始终忠于党的事业，他是一生都将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共产党人，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艰难的条件下，也不论有多大的风险，有着多大的压力，他始终忠于党的事业，以党的事业为重，这是贯穿于江校长一生的。从他从事革命活动开始，到教育工作岗位上，一系列的工作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他曾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先后两次坐牢，也曾受到严刑拷打，他从不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抗日烽火的艰难岁月，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坚持办学方向；在那个时代政治运动频变的风浪中，他之所以能在许多方面减少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某些“左”的错误，也正是以党的事业为重，忠于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难以想象的业绩。这是第一条主线。

　　第二句话就是聂大江先生说，“他是一位有自己教育思想的教育工作者”。为什么？我觉得，江校长的教育思想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他的教育思想始终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这一点从他从事教育工作以后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阐明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始终是这样。尽管有的深，有的浅，思想是一贯的。在实际工作中，他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实际上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走下来。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教育思想不是零碎的，是系统的；不是个别的，而是整体的。每个时期他都针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针对某些事，说明教育理论的。但是，把整个教育理论贯穿起来，他是有体系的，这个体系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涉及高等教育，但也不完全是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里边，他又涉及得比较全面，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教育思想有自己的特点，主要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这个思想也是贯穿他一生的。这是第二条主线。

　　第三句话是崔乃夫先生说的。他说自己的一生中最受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程子华，他曾做过程子华的秘书。另一个是江隆基。在教育方面、思想方面和人品方面，他受影响最深的就是江隆基。根据多年和江隆基的相处，他认为“江隆基的人品最好，是一流的”。从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江校长的人品一流，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感觉主要体现在：尊重人。我看到有一篇材料，1926年在北大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是告为人父母的一篇短文章。文章中针对为人父母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人父母，不要把子女当作自己的所（私）有物，任意打骂，任意处罚，不能这样做。应该把自己的子女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应当尊重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也是人，是国家社会的一份子。在他走上教育岗位后，更是特别重视这个问题。他坚决反对体罚以及粗暴的工作方法，明确地提出了感化教育的问题。他给宋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也体现了他的思想，体现他的人品，这方面事例很多。比方，他刚到兰大，看到人们带着的校徽有三种不同颜色，有红的、有白的、还有一种蓝的。蓝的是给工人戴的，他马上就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兰大就把蓝的校徽去掉了，工人一样也带红色的校徽。至于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在工作的各个方面，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的，更可以看出他尊重人的人品。

　　所以，这三句话，三条主线，我认为是贯穿江校长一生的。这也是我撰写江校长一生的指导思想。

“江校长的教育思想确实有自己的特点”

　　回想起来，我感到，我们兰州大学是很幸运的。

　　兰州大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有历史缘由的。很庆幸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那一段时间，教育家辛树帜担任兰州大学的校长。辛树帜以他个人的声望，使兰州大学有了规模性的发展。解放以后，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又是著名教育家辛安亭来主持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是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副部长林迪生来兰州大学当校长。后来就遇到了江隆基校长来兰州大学主持工作，一下子使兰州大学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所以，我感到兰州大学是很幸运的。兰州大学的莘莘学子也是很幸运的。

　　王：说江隆基是有自己教育思想的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他自己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他的整体的、系统的教育思想是通过怎样的形式贯彻或展示给大家的？好像江校长有个“八条”？

　　苗：江校长的教育思想不仅限于“八条”。那是1962年，他写出了“八条”，当时叫“江八条”、“八条规律”。这是一个概括，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概括，而这个概括只是他教育管理方面的概括。讲的是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事情，其他方面的事情还没有包括在内。其他方面还有很多。比方对学生的教育，着重在感化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还有如教学过程的理论，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说到感化教育，我举几个事例。张文轩曾提到，1964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批判，批判“早春二月”、“抓壮丁”、“李慧娘”、“谢瑶环”等，批判夏衍、田汉、齐燕铭等。有一个学生不同意这样的批判，认为“早春二月”写的是现实主义的东西，结果他（这个学生）就受到了批判，而且当时中文系写报告，要开除这个学生。江隆基不同意这个报告。他说了一句话，“学生就是不成熟，成熟了就不叫学生了。”就是说，我们要教育学生，不能以处罚来代替教育。后来这个学生很感激，这个学生还成了一个“家”了。他说，如果当初没有江校长的这个帮助，我将难以立身，哪能成什么“家”呢？

　　这些方面例子很多了。在北大的时候，反右派，也是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北大的右派就没有那么多，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就认为没有那么多。对于学生他是不大主张划右派的。虽然当时有些学生言论非常激烈，应该说当时要是划界限的话，有些是属于“反动言论”的。但是，他不认为学生有那么多的右派。这些都体现他的思想。

　　所以，我觉着，江校长的教育思想确实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点我们还应该作深入的研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王：您在写《江隆基传》的时候，您感觉他的核心，他的最能打动人的是什么？他的精神主要是什么？

　　苗：从林校长到江校长，我感到，给兰大带来一种精神是比较突出的。从我的体会来说，就是那种吃苦的精神，这个观点以前我就说过。在当时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下，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能够做出那样大的成绩来，靠的是什么？我觉着就是吃苦的精神，这种吃苦精神在当时，确确实实还是很突出的。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谈家祯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1960年代初期，那时候已经是困难时期了，郑国锠先生邀请谈家祯来讲摩尔根的遗传学。当时遗传学有两派，一派是李森科的、苏联的，刚一解放的时候，一直在鼓吹李森科的遗传学。在当时能把他(谈家祯)请来讲摩尔根的遗传学，这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他讲完学后，江校长请他吃一次便饭，由郑国锠先生作陪。吃便饭中间，谈家祯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能做出这样一流的成绩。他认为，兰州大学真是“飞来之地”，是飞来的地方。你们兰州大学确实不容易。他有这样的感慨。

　　从林校长开始，那时候除甘肃外，四川、还有河南的学生比较多。他们来的时候，穿一双凉鞋，拿着一把伞就来了，其他什么都没有。到冬天怎么办，冷得很呢。林校长就想办法发棉衣、棉被。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大家都在潜心学习。教室里边一开始连个火炉子都没有，后来才有了。所谓火炉子，就是用一个旧汽油桶改造而成，条件是很艰苦的。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很少有人发怨言，学习的风气非常好。每天早上在校园里边，学生们就开始书声琅琅；到了晚上，路灯下面都看到很多学生在学习。当时灯是按时间关的，熄灯以后，有的同学就在路灯下学习、念外语。那时候是学习成风的。这与从林校长到江校长的教育分不开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兰州大学的莘莘学子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王：是一种吃苦的精神。

　　苗：对，吃苦的精神。

“对人对事，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

　　王：请您再讲几个关于江隆基人品方面的细节。

　　苗：人品方面，就是上边已提到的，宋超先生给我说过，江校长经常给她说的一句话，“对人对事，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我举这样几个例子：

　　一个是“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张学良就被扣起来，紧接着不久，杨虎城就让出国了。那一段时间非常混乱，人心惶惶。很多接近杨虎城的人，亲近的人都走了，都离开西安了。在这种形势下，有一位德国友人安娜丽泽，她是王炳南的前妻，她正好生孩子，没有人怎么办呢？江隆基得知这个事情后专门帮助了她。她回到德国写回忆录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个事情。她说：只有一个人来帮了我，这就是江隆基。她当时感到心情非常的不好，几乎就是绝望的程度。没有人，人都跑掉了，她又是个外国人，没有办法，王炳南也是因为有公事在外地，不在西安。这就是雪中送炭。

　　1960年代初期的时候，文艺界、教育界、经济界搞大批判。“合二而一”就是一个批判的内容，“合二而一”的提出者是杨献珍，是著名哲学家、老共产党人，结果他受到批判。他在受批判的困境当中，江校长和宋超两个人专门去访问了他，和他做思想交流，勉励他、鼓励他要正确对待。后来，杨献珍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当时在心情非常低沉、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受批判的情况下，有人来探望他，鼓励他，他是非常感激的。

　　还有李维汉，这都是名人了。李维汉当时也是某些原因受到了批判。也是同样的情况，江校长和宋超两个人专门去拜访李维汉，和他交流思想。所以李维汉对这件事情非常感激。当时他受到批判，心情也是很不好，非常低沉。江校长和他是陕北公学的老同事，夫妇两人专门来看他，给他以安慰，他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感激。

　　林校长是1958年受到批判的，把他当成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校长也给撤掉了。他当时非常苦闷，不想干了，想离开兰州、离开甘肃，而且发誓不再做行政领导工作。江校长当时来到兰大工作，听说这事后，专门找林校长谈过多次话，启发他、批评他，说你应该多想一想党的事业，少想个人的得失。林校长对这个话思考了好长时间。以后，江校长专门在党委会上提出来为他平反，提出来要复查。后来复查、平反了。平反以后，林校长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他不仅愿意留在兰大，而且愿意当一个副职、副校长。当时他是正校长啊，平反以后可以恢复正校长，也可以到其他学校当正校长的。但是，他都不愿意去。他明确表态，他就愿意在江校长领导下工作。这确实不容易，很不容易。

　　江校长的人品在什么地方？我想过这个问题。通过这些事情，我想，核心的一点就是：尊重人。实事求是地尊重人。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所以，崔乃夫先生说：人品是一流的。确实是一流的，一点不过分。

　　江校长为什么引起这么多人的怀念和崇敬，确实是有他特别的地方。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他的同级也好、下级也好，都好像异口同声地这样说，几乎是全票，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我说一个人的价值能到这个份上，应该说是做到家了，体现了他的最大价值。

　　王：谢谢苗老师。

【人物简介】

　　苗高生，1932年出生，河北省南宫县人。教授。中共党员。

　　195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从事教学工作近40年。先后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讲授：《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十多门课程，主编并撰写高校教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书。

　　1980年代初,承担了撰写《江隆基传》的工作。之后，于1986年参与江隆基塑像工作并编辑出版了《纪念江隆基文集》。与陆润林、刘先春合作撰写出版了《江隆基教育思想研究》。1999年兰州大学建校90周年校庆，与崔乃夫、杨峻合作撰写了《江隆基—兰州大学迈上新台阶的奠基人》。2005年在参与“纪念江隆基百年诞辰”活动中，和李希一起共同编辑出版了《江隆基教育文选》和《纪念江隆基文集》。与聂大江合作撰写了《丹心映汗青—纪念江隆基诞辰一百周年》并整理出《江隆基教育思想述要》。此外，还参与了周培源、辛安亭、林迪生逝世纪念活动，并撰写了“一片冰心在玉壶”、“长者、学者、教育家”、“淡泊做人、宁静处事”、“一位朴实无华的老校长”等文。

　　从1983年起，先后撰写的江隆基传略及其教育思想，被分别编篡于《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家》、《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等大型丛书中。

　　退休后，担任了十年的教学顾问，并先后给学生做报告，讲述江隆基的光辉一生和先进事迹，撰写了介绍江隆基的小文章1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主编高校教材两部，编辑出版纪念文集三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曾获得省社科、高教一等、二等、三等多项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