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1月1日10:00
　　地点：兰州市李吉均住所
　　人物：李吉均 朱俊杰（李吉均夫人）
　　访谈人：王秋林 段小平
　　摄像：焦燕妮
　　文字整理：陈艳

　　王：李先生，你好，我们代表档案馆来做萃英记忆人物访谈。主要是通过口述历史的形式，请老先生对过去在兰大学习、工作等经历做一个回忆，我们留存一些资料。今天就是想请您谈一谈您对兰大的认识，您在兰大学习工作的经历。

艰苦快乐的求学、工作时光

　　李：应该说，现在我不算老的，老的还有很多，我是1956年来的，作为研究生，分配到兰大上研究生。我是二十三岁来的，现在我都八十岁了，这样算有五十七年了，这五十七年说起来也是弹指一挥间。当时我的导师是王德基先生，是系主任。1956年上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很少，正式研究生叫做副博士研究生，以后再没有这个名字了，当时是学苏联，苏联的研究生叫做副博士研究生。我们前面一届还有研究生，正式研究生应该就是从我们那一级开始的。有几个系开始有研究生，最多的是化学系、物理系、生物系，每个系有一两个研究生，我们地理系只有一个，所以研究生一年级二年级加起来也就二十人左右，现在这些人基本上都去世了，一年级的研究生还有个女生，叫沈颖兰，是化学系的，她还健在，有时候还见面，现在还在兰大住，她的丈夫叫孟益民。

　　当时研究生之间关系还比较融洽，因为当时研究生的人少，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那个时候（1956年）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很愉快。到1957年我们研究生还自己出钱宴请自己的导师，把所有的导师都请来，到邓家花园去搞座谈，邓宝珊（当时的副省长，民主人士）听说研究生在邓家花园搞座谈会，所以他也来了，这样大家还有机会跟他谈话。我们还请来了陈时伟，当时的校长，左宗杞的丈夫。当时我们互相对答，很和谐、很愉快。当时陈时伟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四十几岁，你们也就二十几岁，我们互相之间不应该是师生关系，应该还是你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他能够放下身段，很和蔼，我觉得还不错。

　　我到兰大的时候，一开始还在萃英门，那个时候条件很差，但是人际关系比较融洽。还有个人际关系融洽时期就是江隆基到兰大之后，也是困难时期，全国都吃不饱饭，当时提倡要休养生息，当然政治运动也就比较少了。那个时候（1962-1964）兰大的读书风气还好，江隆基特别强调稳定的教学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高水平的教学质量，他大概就提出了这些，我觉得这是很对的，比如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是这反而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罪状”。

　　江隆基任校长时期很困难，“大跃进”，“三面红旗”，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江隆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兰大建设起来的。教务长崔乃夫对江校长非常崇拜。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江校长讲了一句话，他就用了半年。崔教务长推行江隆基的政策。他有句话是“政策必须有重点，我做这个事情，必须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有人可能连骨头都啃不着。”我们地理系恐怕骨头也啃不着。当时兰大科研上有五大家，刘有成、徐躬耦、杨正（他是苏联专家带出来的）、郑国锠先生、吕忠恕先生，这五大家，他们要买设备什么的，都开绿灯。他的政策还是有重心的，如果没有重心，都撒胡椒面了也不行。要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要优中选优。

十年动乱，学业中断、科研受阻

　　反右开始后，我的导师王德基先生就被打成了右派，说他是“陈时伟集团”的骨干分子。我也被牵连进去了，不能继续当研究生了。我就在1958年转成助教了。这样我的研究生经历只有一年半。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学术事业遭到了破坏。在所有的反右运动中，我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记了些日记。我自己觉得日记里头有些话跟当时的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相符，所以我老老实实地把这些思想就交心了，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罪状”。给我扣了“大帽子”：“漏网右派”，“攻击伟大领袖”。我在日记中说我出身不好，地主出身，但是我要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他不是也出身不好吗？瞿秋白说，在中国农民运动中间有两个农民王，一个是彭湃，一个是毛泽东，他们都是出身不好，所以我也可以学习他们好好干革命。结果有人说，你怎么知道毛主席是剥削阶级出身呀？你诬蔑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时候，我被开除团籍，开除出教师队伍，保留了公职，一个月给我发35元生活费，打扫厕所，什么都干。所以我对“四人帮”，对当时的整个形势深恶痛绝。“四人帮”倒行逆施，对国家不利，对个人更加不利，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困境中抓住机遇开展科研工作

　　1972年，全国形势又好一点。周总理说我们现在还要把科学研究搞起来，往高里提。

　　我三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搞了青藏高原考察。后来人家说我们是逃避政治斗争，这倒是说对了，我们就是要逃避政治斗争。我们在青藏高原考察，完全就是搞业务，奠定了我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研究的基础，等于说才搞了正事。过去完全就是你整我，我整你，搞运动，之后才上了正轨。到1978年，“四人帮”倒台，我跟施雅风老先生一起访问瑞士、法国、英国，跟外国朋友建立了联系。1980年邀请外国专家，我们学校第一个邀请外国专家的就是我，在我国第一个搞冰川沉积研究班，给学生上课，全国搞冰川的都来听课，这样才进了正式轨道。所以现在看来，有这个青藏考察的基础，然后是与国外的联系，以后才有当院士的资本。所以现在看来，我们兰大也是全国的一部分，个人命运跟国家是密切相关的。

　　“四人帮”要是不倒台，我要出国根本不可能，因为我是“漏网右派”，咋能出国呢？1978年我跟施雅风先生一起出国，总共四个人，兰大就我一个人，是华国锋批的，邓小平也签了字，当时对外事活动非常严格。全科学院1978年只有五个代表团，我们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时期我国与外界隔绝太久了，再闭关锁国我们的国家真是完了，兰大也是没有出路的，我的经历也是兰大经历的一部分。

　　我们有好的时候，坏的时候，但是都是跟整个国家密切相关的。现在你也不能说我李吉均有多么能干，我要不是抓住机会（周总理那个时候抓工作，把科研工作往高里提的时机），在科学院搞科研，再组织青藏高原科考队，我也没有现在的成绩。

　　我们就是不如人家东面，所以我们想办法让青年教师去进修。我就是受江隆基的惠1962年到北大去进修了。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说要有正确的轨道。教书人、读书人，要教书、读书，你不能让教书人不教书，读书人不读书。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有学术腐败问题。过去没有办法腐败，不准你写文章，不准你出名。没有文章，没有办法学术腐败。“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写了一些文章，都发表在《兰州大学学报》什么的，没什么高明的。要说我在比较高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是1979年才发表了一篇在《中国科学》上，还算是个很有影响的文章，是参加青藏科考得到的成果。所以不搞科研，怎么能有进展？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腐败，不许你读书，光搞运动，批判你走白专道路，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主义。我对这些记忆太深了，因为我最好的年华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最有精力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就是1972-1973年参加青藏科考才真正开始搞科研。

　　我的老师南京大学杨怀仁先生，说我的身体不好。我确实身体不好，他劝我不要到青藏高原去，说你的身体受不了的，但是我说我现在要是不去参加，我再什么时候去呀？等老了再去吗？所以当时还是冒着风险去的，而且到了上面确实曾有生命危险。在西藏冰川上，得了肺水肿，一种高原病，那个是要命的。但是我不知道，坚持了两三天，实在不行了才回到拉萨，所以这个事情也算是挺危险的。再就是1980年的时候，在考察贡嘎山的时候，和秦大河他们，一下子在冰川上摔倒了，那次把肋骨也摔坏了，躺了十几天。所以这样可以看来，我的老师说的对，要冒着危险，但是我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才有成果出来。

　　王：那一次青藏高原的考察很关键。原想躲避政治运动，结果还出了成果。对后来的研究很有用。

　　李：对。我们那次考察出了好多院士，包括我们的队长孙鸿烈，当了科学院副院长。

　　王：那次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科学考察。

　　李：还有老院士吴征镒，他是很有名的，当时56岁了还去参加了考察。还有张新时、李文华、郑度、陈宜瑜、曹文宣等人，也是科考队里出来的，出了不少院士。可能有十来个人。

　　王：就是这一次考察出了十来个院士。

　　李：大家都去躲政治风暴。

　　王：那这次考察是科学院组织的吗？

　　李：对，因为当时全国一盘棋，你的钱也是我的钱，大家就一起参加了考察，现在是不可能的。我也就是靠着科学院，有这个关系才能去参加考察。

　　王：考察费用也是科学院出的？

　　李：对。我们兰大只出了一点点，胶卷你得出吧。“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个兰化来的老干部叫吴主任，那个人很好，他促成了地理系的冰川冻土班，也出了个院士，也是我的研究生之一，是姚檀栋。所以吴主任还是很支持的。就是在不正确的路线下面，有些人是好的。

　　王：您提成院士是哪一年？

　　李：1991年。“文化大革命”过后，第一批都是老先生，是1980年批的，我们的刘有成先生、郑国锠先生都是那一批，然后又隔了好多年就到了1991年。

　　王：1991年和您一起提的，学校里的还有谁？

　　李：就我和陈耀祖。

　　王：丑纪范是什么时候提的院士？

　　李：丑纪范是1993年提的院士，他那个时候已经离开兰大了，到北京气象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是气象科学院的，然后下放到江西的什么地方，我们把他争取到兰大了，在兰大搞了十多年吧。秦大河、姚檀栋都参加了青藏高原后期科考，他们是青藏高原科考的后起之秀。

　　王：谢谢李先生。

【人物简介】

　　李吉均，男，汉族，四川彭州人，1933年10月生，地理地貌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共党员。

　　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1956-1958年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后留校工作至今，1962-1963年在北京大学地理系进修，1984-198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访问工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任兰州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兰州大学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理学科评议组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际第四纪联合会亚洲冰川组主任等。

　　长期从事冰川学、地貌学与第四纪环境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代表性成果：1.首次在国内外提出了青藏高原的隆升阶段、幅度和形式问题，系统全面的提出高原在晚新生代经历两次夷平、三次隆升的观点。2.对西藏现代和第四纪冰川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对季风海洋性冰川有新见解。首次指出庐山存在大量湿热地貌遗迹和部分寒冻与泥石流地貌系统，替代冰川成因解释，大体澄清了困惑中国地学界半个世纪的古冰川之争。 3.研究兰州地区黄土地层，并把黄土与青藏高原隆起联系起来。指出兰州黄土比洛川黄土年轻许多，沉积速率是洛川黄土的4-5倍。首次将临夏北塬黄土记录与南极冰芯氧同位素曲线进行对比，重建了与冰芯记录相比拟的15万年来的环境变迁。提出了“季风三角”的概念，阐明了第四纪时期中国北方存在着两种环境变迁的模式，即季风区模式与西风区模式，对我国北方第四纪环境变迁的研究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二等奖；第一届冰川冻土野外工作奖，第一届竺可桢野外工作奖；第一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科技进步二等奖多项；全国劳动模范等一系列学术奖项和荣誉称号。主编出版了《西藏冰川》、《横断山冰川》和《青藏高原隆升与亚洲环境演变》等多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两百多篇。

　　写给兰大：人才第一，培养顶尖人才、世界级人才。 李吉均  二〇一三.十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