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8月7日
地点：北京
人物：崔乃夫
访谈人：王秋林 王娇
摄像: 王娇 红叶
文字整理：段小平 红叶
王：崔先生，你好。我们正在做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就是请一些老先生、老校友对兰大的一些事情做一个回顾，也给学校档案馆留存一些资料。
您曾经是江隆基校长的主要助手之一，您如何评价江隆基校长，江隆基校长对您有什么影响？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崔：江隆基校长1959年到兰大，1966年去世，我和他一起共事，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过去对他曾经有这样一个评价，从学术思想，从教育思想，到人品，这三者比较起来，人品他最好。教育思想，这是可比的，政治成熟度，也可以比的，但是人品，我认为他是绝对的好，是一流的。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讲，我一生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第一个，我一开始工作，遇到一个人，叫程子华，也是黄埔的，黄埔四期，也是红二十九军的政委，后来他在山西省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我给他做秘书，这应该是1950年的事。我在工作上，在思想上，受影响最大的第一个人就是程子华。他是我入门的导师。第二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江隆基，从他那儿学了很多。如何做事，如何为人，如何进行教育管理，我认为全是受他的影响。或者说，我对于教育的学习是从江隆基开始的。过去不太懂。
江隆基的死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国家在教育界的一个大损失。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有一批在教育界有学识的、有影响的人物，包括成仿吾、吴玉章、江隆基，西安交大的彭康，还有南京大学的匡亚明，还有蒋南翔，李昌（音），这都是那个时候教育界有学识、有思想的教育家。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提起教育要重视技能的培养，这一点我是赞成的。高中毕业之后，不一定全进入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重视技能，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在兰大前后是二十一年，我是1958年初去的兰大，1978年年底离开兰大，大部分时间是接受批判。很遗憾，我在兰大二十一年，只有大概两三年是在做事，我指的是真正用心做事，1961，1962，1963，做了三年事情，我当时在教务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这三年还是对得起兰大。也是配合江校长，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组织科学研究，主要是做这个事。到了1964年，就不行了。1964年以后就不行了。1964年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毛主席有个春节谈话，这个谈话以后，我认为江隆基已经不知道教育怎么搞了。我，非常明显，我也不知道教育怎么搞了。这好不容易学校才走上正轨，才有点起色，当然是贯彻高教六十条了，正在起劲的时候，学校蒸蒸日上，老人家这个谈话（一发表），像我这样的，就傻眼了，不知道怎么搞了。第二个就是，农村的“四清”开始了，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到农村搞“四清”去了，差不多前后一年，后来江隆基也去搞“四清”。“四清”还没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折腾就是十年。
对学校有感情，对教师有感情
“文革”期间，主持兰大工作的是林迪生，辛安亭、我和聂大江作为他的助手。就我的思想来讲，我还想在兰大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因为这么长时间，对学校有感情，对教师有感情。但是没有办法，派性太严重。你支持这方面，就得罪那方面。比如，当时我就看好了几个人。像黄文魁、段一士、叶开沅、陈文原（山原）、陈庆益，老的还有朱子清啊，刘有成啊，徐躬耦啊，吕忠恕啊，郑国锠啊，我想支持他们，很难。难在哪儿呢？就是总有一部分人，还是中共党员，认为你们又恢复了“文革”前那种路线，要支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们忘了工农兵。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压力。如果不支持这些人，那么支持谁呢？我们一些党员，还有党支部书记，他们很有权。根本搞不下去。我后来一看，算了，我退避三舍，我离开这儿，找一块净土。所以，我才离开了兰大。真是难。
我离开和刘冰去，我们俩有一个衔接，十天。刘冰到，我把我的工作给他做了一个介绍，十天后，我就赶紧离开了，我怕夜长梦多。这时候，省上已经察觉，不想让我走，但是我去意已决。
兰大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在当时，地利人和，出现那么一个高潮。现在我回想起来，兰大可能出现这么两个高潮。一个是1960年代初，江隆基治理的时候，出现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可能是刘冰来了之后，恢复高考，特别是出国留学，出现了一个高潮。
王：“文革”以前，您曾经担任兰大的教务长，你是如何配合江校长工作？有哪些具体措施？
得咬紧牙关支持几个可以做出成绩的。
崔：主要是成立了几个研究室，给他们（教师）配备助手，购置一些大型设备，在经济上给予很大支持。现在有人说我提倡“有人吃肉，有人喝汤”，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是后人形容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是那样的。就那么一点钱，如果把这个钱当成胡椒面撒，任何东西都出不来。得咬紧牙关支持几个可以做出成绩的，其他人撒一点钱，不可能平摊，这就得罪人啊，有人就不答应。好在那个学校像江隆基啊，林迪生啊，很支持我。否则我一个教务长，也做不到。我下了决心这么干，他们很支持我。学校有些领导，他们对这些不太懂。懂的是江隆基。那个时候，对兰大还是起了作用。
王：您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学校有哪些变化？
崔：当时外面开了一些学术会议，兰大拿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像朱子清啊，黄文魁啊，三尖杉酯（类生物）碱。像数学系的陈文原，搞这个非线性算子啊。当时叶开沅的有一些成果也还是不错的。当时学校有一批成果在全国也都是很不错的。包括现物系搞一些设备，也都是很好的。
学校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王：您刚才说到江隆基对您的影响，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崔：江隆基的教育思想的实质就是，一个学校总是两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学生，第二部分是教师，其他都是为这（两部分人）服务的。你一定要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而且一定要有一批好教师，没有一流的教师，你就不要去想要教出一流的学生。没有高水平的教师，你也不要想（有高水平的学生）。他对教师是非常重视的。我，学了一手。我也是非常重视教师的。学校当时几百个教师，讲师以上的，我都熟。助教，时间长的我也熟，我是一本字典。谁有什么本事，谁可以开什么课，谁有什么成果，我都熟。开课要经过我批，我权很大啊。每学期开学之后，开课计划由我批。开学上课之后，我就在走廊上，是不是学生全进教室了。排课很多啊。课排不好，两个班的学生就排到一个教室去了。有的学生找不到教室。我就管这些东西。
第一个，他（江隆基）的思想，把教师放在第一位，第二个，重视学生，学生的质量，学生的学习激情。那个时候吃不饱饭。他大力抓这个事，让学生有饭吃，吃得好然后才能读书。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其他的是次要的。
再一个，他强调学习要有环境，不可以乱来。过去可以随便停课，这个时候绝对不行。所以学校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使学生可以坐下来读书，不受其他的干扰。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是难的，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所以当时有些人有些说法，就是“没有想到在山沟里，兰大还创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学生可以读书，教师可以教书，还可以搞科研”。这个江隆基的教育思想，就是那八条，我现在记不太清他那个原文了，那八条代表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他是在一次党校学习的时候讲的。
王：有一个叫刘易的老师，搞校园绿化的，他讲您还做过一条山山长。
崔：一条山啊。当时粮食不够，甘肃省在景泰一条山搞了林场，很大，从黄河提水灌溉，很多学校，很多机关单位，都在一条山有一块地。主要是补充学校的粮食、副食。兰大可能拿了一两千亩地，要我到那儿去，带着学校的牛鬼蛇神，我是头，到那儿去开荒种地，他们叫我山长。我在那儿前后差不多三年，开荒、种地。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四十多岁。
我认为兰大是朴实无华的
王：您后来担任了民政部长，承担了更重要的工作，在兰州大学的经历，对您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崔：因为在兰大时间长，在我脑子都有一个模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系的构造，一个教研室的内部矛盾，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到民政部，做了部长，我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我拿兰大的那些事情做一个模特来解剖。我认为那是我接触社会最深的一个环境。我拿那个来解剖，然后放大，这是我对社会的了解。
王：您在兰大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离开了兰大，肯定还会关注兰大的建设发展，离开兰大看兰大，您如何评价兰大？
崔：我认为兰大是朴实无华，脚踏实地做事情，学术思想比较纯真，培养的学生也是很踏实的。这个单位是好的单位，是扎扎实实的。
王：请您在我们的留言簿上留言。
崔：好。（写）“朴实无华，奋勇前进”。
【人物简介】：
崔乃夫，河北昌平人。1947年在中法大学学习。1948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次年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和工作。1949年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秘书，全国代销合作总社科长， 兰州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务长。任教务长期间，协助江隆基校长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做了不少工作。文革其间任兰州大学林场场长， 1978年，调民政部政治部任负责人，后任民政部副部长、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崔乃夫任部长期间，对中国的民政事业作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后有了新的尝试模式。分别是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被尊为“公益慈善事业的教父”。曾因对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特别贡献，获2010年度中国社工人物终生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