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1月23日
　　地点：西北大学
　　人物：刘孝文
　　访谈人：王秋林
　　文字整理：段小平 红叶

兰大的教育让我受益匪浅

　　王：刘先生您好，您是兰大老校友，今天请您回顾一下曾在兰大就学时，兰大给您留下的印象。

　　刘：我是1965年考入兰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的，1970年8月毕业分配。总的来说，我们这代人在学业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你问在兰大上学时，兰大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啥？我想有这样几件小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到学校报到，从学校简介上看到兰大校长是江隆基。当我们把住宿安排好后，江隆基校长在系领导的陪同下，逐宿舍查看新生的住宿情况，询问生活情况。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江校长已是六十有四的老人了，每个系的新生宿舍都走到了，这令我肃然起敬。就是说老一代的教育家从细微末节的小事做起，彰显了倾心教育、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的务实作风和质朴、厚重的人格魅力。

　　第二件事，那时候我们数学系一年级有3个班，数学专业两个班，力学专业一个班。数学专业分甲班和乙班，我是乙班的。我们班38个人，甲班好像是32个人，力学专业40个人。为啥记忆比较深刻？因为入学后我被安排为级班长兼乙班班长，经常协助辅导员组织各种课外和教学活动。那会儿我们数学专业开了四门专业课：立体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英语，当然还有体育、政治等其他课程。我们的专业课都是教授讲授的。立体解析几何是王培桐老教授，高等代数是赵继游教授，我们的系主任；数学分析是陈文原（山原）讲师，他尽管不是教授，但他在泛函分析研究上是全国知名的。给力学专业讲课的好像是叶开沅和唐真副博士，叶开沅是钱伟长的大弟子。教授给本科低年级授课，在那时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平常事。

　　第三件事，就是当时学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因为我们数学系学生与文科三系（即中文、历史、经济）的学生同在文科楼上课，中、晚回宿舍都是从南头阶梯教室旁的楼道出口经过，教室外墙的布告栏中周周都能看到学术讨论的海报，以中文、历史系高年级的学术讨论会为最多，以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原因和海瑞罢官为主题的讨论最为热烈。我有时也去旁听，所以印象深刻。

　　兰大严谨的治学风格，严格的教学风格，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和从事教学和管理的老师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格魅力，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的求真务实、刻苦求知、朴实无华、勤奋节俭的学习生活风气，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师生的道德情怀和刻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兰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当时那么严酷的形势下，兰大师生在下面一些事情上表现的道德素质和正义情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6•7事件”后，以李贵子等人为首的造反派组织批斗江隆基等校领导，让崔乃夫等人陪斗揭批，崔站在台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崔是学校的教务长，平时仪态儒雅，很受学生尊重。批斗会上以无声胜有声的态度表示抗议，儒雅中透出了刚强。与同台陪斗揭批的个别人的奴颜婢膝形象相比，让人肃然起敬。崔乃夫后来担任民政部部长，实为德识所至。

　　1966年8月8日中央“文革十六条”发布后，有一天学校的造反派在学校小操场批判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汪锋，让站着不准坐。数学系66级辅导员杨峻与几名同学在远处观看，就让人写纸条：“汪锋同志战争年代腿上负过伤（后来看汪锋传记确实如此），能不能让汪锋坐下。”立刻遭到主持人的厉声斥责和批判，说这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扑！杨峻在自身也面临不测的情况下，仍维护党的以理服人，不搞残酷斗争的优良传统，主持正义的精神令人钦佩。上世纪九十年代杨峻曾任兰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文革”初期江隆基校长含冤而去，兰大绝大部分师生不理解，怀念、悲痛而不能溢于言表。“中央文革十六条”颁布之后，师生的情感得到释放，便有部分师生联合起来，成立“江隆基翻案团”，为江隆基校长翻案。在“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当道的情势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会有结果而仍去抗争的举动，表现出兰大师生心中蕴藏的正义之光。

　　那时兰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50%以上来自农村。由于处在物资短缺的年代，生活都很困难。来校报到时，都是自带被褥，自备碗筷。因各地生活习俗不同，所带被褥颜色各异，厚薄不一。来自四川的学生，有的甚至穿一双草鞋、背一张草席就来上学。平时校园里学生的衣着也各不相同。冬天来自河南、山东的学生，穿蓝色粗布中式棉袄；来自陕西的学生穿黑色粗布棉衣棉裤。春夏秋穿的单衣多数都有补丁，江隆基校长的女儿江亦曼也穿有补丁的衣裤。来自农村的学生几乎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每月甲等18元、乙等15元、丙等10元。学校的伙食费每月15元。吃饭没有人剩饭，洗碗的水槽中几乎连个米粒都找不到……。艰苦的学习生活条件，让大家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求知机会，刻苦学习，生活上随遇而安，不攀比，不自卑，自己缝补衣服、拆洗被褥。我就利用假期在兰州火车站干过搬运工、在街道干过垃圾清运工，每日工钱0.8元，挣开学时买肥皂、墨水、纸张、蘸水笔尖等学习生活用品的日常零用钱。大学五年间，包括第一年的报名费，我只拿过家里给我的20元钱，这对我家里来说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校友身上隐现着兰大淳正校风的影子

　　在陕工作期间，逐步了解到兰大历届分配到陕西工作的学生不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成立的陕西兰大校友会登记在册的就有近600人，据说总人数近2000人，分布在教学、科研、工厂、邮电、新闻、军队、党政机关等各个行业。他们用他们在兰州大学学到的知识，用母校给予他们的勤奋敬业、诚信务实、质朴宽厚、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精神，在不同的岗位上给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单位干部职工的称道，也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身上，无不隐现着兰大淳正校风的影子。

我对得起党组织和学校的教育培养

　　王：说说您自己吧。刘：我于农历1945年12月16日（公历46年1月18日）出生在陕西关中长安县斗门镇白家庄一个农民家庭，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族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小学毕业时全国农村已人民公社化，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农民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分配维持家庭生活。当时，我父母年事已高，挣的工分少，家里年年都是生产队的欠款户。我能继续上学，全靠我母亲养鸡下蛋卖钱，起早贪黑给人纺线织布、给供销社拧麻绳子挣钱，维持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和供我读书。我们村子里和我母亲要好的同龄老人见我就说：“娃呀，你要记住，你能上学读书，全是你妈给人纺线的纺车钉子尖磨出来的。”我上高中、大学，都享受了国家助学金，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和政府对农村孩子的关怀。

　　我们1969、1970届的学生是1970年8月一次分配的。分配到陕西的学生中，有300人被发配到兰州军区设在宁夏吴忠高糜子湾的农场和“五七”造纸厂劳动锻炼。按军队连排编制，军事化管理，军队干部担任排以上干部。劳动锻炼纪律是：不准回家；不准谈恋爱；结婚的不准同居。这里位于毛乌素沙漠北沿，冬天风沙打得脸痛，夏天蚊虫叮咬，劳动强度比当时公社生产队的社员大得多。名为劳动锻炼，实为劳动改造。

　　1971年12月进行二次分配，我被分配到地处秦岭山区的商洛地区柞水县工作。后调到山阳县工作。1988年11月奉调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工作；1999年4月奉调到陕西省政府工作，直到2006年6月退休。可以说，大学毕业后，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陕西的南北二山中度过的。

　　对我在岗时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一致评价是：依法依规，善谋敢当，雷厉风行，敢做善成，脾气火爆，嫉恶如仇，批评同志不注意场合和方法，但心肠好，对工作有失误的同志敢于担待，处事公正。一生既没有干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大事，也没做过有违人格尊严的俗媚之事，平平淡淡。对得起党组织和学校的教育培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家人和亲友。用文怀沙老先生的一副联句 “用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来形容，自认为比较妥帖。

　　我对退休后的生活有四句话：读书写字习画，静心养气增精神；晨练太极，粗茶淡饭促健康；偕老伴择机旅游，看祖国美好山河还亏欠；抚园弄孙，享天伦之乐传家风。再用文怀沙老先生的一副联句 “忘了穷、忘了忧、忘了仇、心宽体壮；吃好饭、睡好觉、拉好屎、气爽神清”来形容，自认为也比较妥帖。

　　就谈这些。都是我对个人经历的记忆和感悟，语不成文，文责自负。

　　王：那非常感谢您的讲述。请您给我们的留言簿上留言。

　　刘：（写）感谢母校培养，淳正校风受用终身。刘孝文，2014年1月23日。

人物简介：

　　刘孝文，男，汉族，1946年1月18日生，现年69岁。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原长安县）人，大学本科文化。1970年8月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毕业，同时参加工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8月在解放军兰州军区宁夏吴忠“五七”造纸厂劳动锻炼；1971年12月先后在陕西柞水县计划委员会、县委、县委办公室工作；1977年先后任县委、县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3年3月任中共柞水县凤镇区委书记；1984年1月先后任陕西省山阳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88年11月先后在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延安市人民政府工作，历任延安行署副专员，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市委副书记、市长；1999年4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任副秘书长兼省政府参事室主任；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陕西省人大代表，九届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七届、八届、九届党代会代表；2006年6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