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9月17日9:30
地点：档案馆4楼会议室
人物：谭民裕
访谈人：王秋林
摄影：红叶
文字摘录整理：张虹(2013级临床医学专业志愿者)
指导老师：王安平
王：谭老师您好，我们现在正在做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就是请老先生们回顾一下在兰大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将其作为历史资料在档案馆里永久保存。请您给我们也做一些回顾吧。
我的童年
谭：我叫谭民裕，于1933年阳历3月15日，阴历2月12日出生在湖南省蓝山县所城镇枧下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们家里有七个孩子，我排行第四。我快七岁的时候才开始上小学，当时我二姐九岁多，我们农村的习俗就是上学前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红皮鸭蛋，所以开学的时候，我俩每人拿着一个红皮鸭蛋，由我父亲领着我们去报名。小学时我成绩还算比较好，我和我二姐在一个班，班里一共三、四十个人，第一、二名基本上就我们俩姐弟在竞争，我姐姐大概得过一两次第一名，八个学期六次的第一名基本上都是我得。
从八岁开始，一遇到周末、放假或者是空闲时间我就和一些小朋友三五成群上山去砍柴，梅雨天的时候拾蘑菇，平常会爬到树上掏鸟窝，有时还会去摘野果，经常被荆棘刺得满身都是血淋淋的！那时如果我能砍到一担二三十、三四十斤的柴，回家去以后我母亲就会表扬我，而我虽然是很累，“遍体鳞伤”，但是心里却是很高兴、很自豪。
上小学时，我每天要早起，天刚亮就要去放牛，让牛在田里吃青草，趁着太阳没出来就到水稻田里去拾田螺，平常有空了就和小朋友们到小溪里面去抓鱼、捞虾。农村的毛孩子，没有课外作业，也很少看小说，所以都在做这些事。
在农村生活的这些经历，让我体会到做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艰苦，所以我就萌生了一种一定要发奋读书，要走出大山，不愿在农村辛苦一辈子的想法。
在连州中学的经历
蓝山县是个小县城，解放前全县人口不到20万，县城人口也不到5万。我出生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那是最乱的时候！当时我们县连个高中都没有，只有一个初中，所以我读完初中以后就很苦闷，我想多读点书，假如说我到湖南的大城市比如长沙、衡阳、郴州等地去读高中的话，要几十块大洋，我父亲是个农民，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们湖南是鱼米之乡，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广州和香港都是消费城市。抗战的时候，武昌到广州的粤汉铁路被日本人占领，交通中断。而我们蓝山县正好是湖南最南边与广东最北边交界的地方，所以湖南的农副产品运往广东都要经过我们县，要走一条类似于茶马古道的山路，这条路我们也称之为“挑夫古道”，因为南方不像北方有牛车马车，南方完全靠人肩挑，那里的人就挑着农副产品和家禽到广东与湖南的一个交界处连州，连州有一条河，是珠江的上游，所以到连州之后就可以通过水运将货物运到广州以及香港。我哥哥当时是一个小商贩，他把家禽以及他在当地瑶族收的木耳、香菇、观音菜等运到连州，然后在连州买广东的食盐、蔗糖、纸张、布匹等回老家来卖。他有个想法，就是希望我到广东去，学会广东话，然后让我在连州开个小店卖老家的农副产品，他负责把湖南的货运到广东去，两兄弟一起做生意，想发家致富。但我就是想多读点书。到1949年6-7月份的时候，他打听到连州有个连州中学，高中补招20名新生，他叫我去试考一下，结果我考上了。
解放以前在广东无论中学小学都是用广东话讲课的，我听不懂广东话，所以我刚开始就在连州的一个湖南老乡家里住了一年学习广东话。我哥哥的看法就是我能读一年算一年。第二年我勉强学会了广东话，学校里数学、物理、化学都是理科，听不懂可以自学，但是语文和历史用广东话讲我仍然听不懂，学习上就比较困难，但是我想再困难，我也要坚持下去。
1949年8月底我们高中一年级开学，1949年8月湖南解放，10月广东解放，这两个省不像东北，解放得都比较晚。解放以后，紧跟着1950年开始剿匪、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之后，地富子女和资本家子女基本上都辍学了，一般都找工作去养家糊口，有钱的人都跑到美国、香港去了。解放以前能上高中的农村子弟是很少的，我们高中一年级两个班120个人还是以地富子女、有钱人居多，这样就走了一大批。
1951年抗美援朝，大家革命热情很高，又有一大批学生离开学校去参军。我当时个子比较矮，离家又比较远，将近两百里，没有办法跟父母联系，而且我对参军的兴致也不是很高，所以就没有去参军。
我们从1949年第一年第一个学期120个人，到1952年6月份快毕业的时候就只剩下了7个同学，这7个同学中有3个男生、4个女生，4个女生中有两姊妹还是我们语文老师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
武汉大学的积极分子
1952年6月，我哥哥把自己养的一头大白猪抬到广东连州卖了，大概卖了20多块钱，他给我半个猪的钱十几块支持我到广州去高考。当时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其他省都是一个省设一个高考考点，所有的学生都要到省会城市去考，湖南的都要跑到长沙，广东的都要跑到广州。所以我就和我们班上其他六个同学第一次坐汽车、坐火车到广州市去考试，考完之后在广州等着发榜，当时的高考结果不发录取通知书，是在《人民日报》登榜，当天有20个榜面。那天早上起来我很紧张，结果发现我被武汉大学录取了，其他六个同学也都考上了大学。我们七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但我们都很高兴，激动得不得了，大家都相互祝贺。
我考上大学以后，广州市学联给予我资助，给了我一些路费，然后8月31号我就从广州坐火车，9月1日赶到武汉大学去报到。一进到武汉大学我就非常兴奋，因为武汉大学的建筑沿着珞珈山而建，那些建筑据说是1928年一个美国人设计的，都是绿色琉璃瓦、大屋顶，在我看来那就像布达拉宫一样漂亮壮观！当时樱花已经开过了，但是桂花的香味犹在，珞珈山的下面就是东湖，东湖的水也是全国最好的，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还陪毛主席在东湖游过泳。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化学系一年级是60个人，1953年院系调整时，武汉大学与湖南大学及南昌大学合并，所以从二年级开始，武汉大学化学系就增加到180个人，180个人里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很少，所以我确实还是非常幸运。那时候学校里有甲乙丙三等助学金，甲等是每月四块钱，乙等是两块钱，丙等是一块钱，我拿到了丙等助学金。当时国家规定大学里除了个别带薪的调干生要交食宿费以外，其他同学都是国家提供吃住。大学四年七个假期，我没回过家，所以我没花家里一分钱，每月就靠那一块钱来过日子。这一块钱是一个月发一次的，我就买一块肥皂，买一包食盐，买点笔墨纸张，每月理一次发。我为什么买食盐呢？因为我大学四年没用过牙膏，就用食盐来刷牙，所以当时还是比较艰苦，但是也无所谓，我们农村来的小孩不怕吃苦，只要能吃饱饭、睡好觉就行了。
1953年，毛主席提出“三好”，所谓“三好”就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接着又提出“又红又专”，到1956年，国家又提出“向科学进军”，搞“四个现代化”，听到这些，很受鼓舞。我一进入大学就入了团，有党的培养教育，又读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书籍，比如说《中共党史》、《可爱的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对党的认识有所提高，对党也比较向往，我就积极要求入党。我们思想都比较单纯，学习也比较努力，而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三好”、“又红又专”“向科学进军”等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还有1954年武汉发大水，为了保护武汉15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去挖土、挑土、筑堤、防洪，早出晚归，挑一百斤的土担子，多次来回总共要跑一百里，整整苦战了20天，那简直是拼了命地抗洪救灾。我虽然没有参加过抗战，但是在各种运动中表现比较好，是当时的积极分子，党组织也专门重点培养我，所以1956年的5月份左右，我就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们整个年级，六个小班，180人，起初没有一个党员，后来快毕业前我们年级发展了四个党员，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赴德之路
国家从1953年开始逐步增加公派留学生的名额，派出到十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总数大概七千人，这其中派出到苏联的就有五千多人。解放前全国排名前五的大学依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那时候选派留学生基本上都是从这些重点大学选派的，其他的学校没有名额。当时武汉大学的物理化学与分析化学还是比较有名气的，水平挺高的。所以1956年初夏，高教部给了武汉大学四个留学生名额，指定是要从化学系选派。我经过政治、学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严格审查，就被选到了这四个人中，最后高教部指派我到民主德国去学稀有元素化学。
我将自己的所有东西：一条旧被子，一张草席子还有一方蚊帐卖掉，然后买了一件蓝布衬衫，就这样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坐火车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行一个月的出国前培训。到北京以后，国家就发给我们每个人800块钱的制装费，当时毛主席月工资是800块钱，梅兰芳月工资是1200块钱,所以给我们的待遇相当不错了。
1961年8月，谭民裕提着一个书包第一天去莱比锡大学留学生学院学习德语
那时候国家对留学生要求，都是很具体、很严格的，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定一个专业方向。当时前往民主德国的一共有80个人，包括40个研究生，40个本科生。我们这40个研究生里面学纯化学的有八个，吉林大学派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学高分子，一个学电化学；北大派了三个，一个学同位素，一个学光化学，再一个学物理化学；南开派了一个学习酶化学，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什么叫酶化学。复旦大学派了一个，学习络合物，现在这个专业已经改称配合物化学了。武汉大学派我一个去学习稀有元素化学。我学的专业属于保密专业，理科叫稀有元素，工科就叫稀有金属。为什么我学保密专业？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出身比较好，国家当时比较强调政治方面的立场、思想，选拔条件都是“又红又专”，但是在业务上不见得都是很拔尖，中上水平基本就可以。
李铁映就是我们这些留学生里一个，还有罗干。罗干比我早一年去德国，在德国待了八年，他学的是矿冶机械，也是当时的一个党支部书记，而我是党支部指定去管莱比锡几十个学生的团支部书记。
1956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了一个月，了解了一些留学所在国的风土人情和规矩。当时我们国家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才有资格坐飞机，其他的人包括彭德怀都是只能坐火车外出，那么留学生就更不可能坐飞机了，所以我们就连同前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共一、两百人，从北京坐火车，包的小包厢，经过西伯利亚、莫斯科、华沙、柏林到达莱比锡，整整坐了十三天三夜的火车。因为不同国家铁轨的宽度不一样，我们中国是中等宽度，苏联是宽轨，波兰又是窄轨，所以每进一个国家就要更换火车的轮子。再一个就是每到一个国家都要更换所在国的餐车，因为火车购买食物是购买当地的，所以到苏联你只能吃苏联饭，到波兰要吃波兰饭，到德国要吃德国饭，到蒙古国的时候要吃蒙古饭。
在语言的问题上，因为外汇太过昂贵，我们掏不起，所以到苏联去的五千多留学生，在我们国家外国语学院培训一年，学习俄语。我们则是在出国以后的第一年学习德语。
在莱比锡大学的奋斗历程
莱比锡大学，已有近700年的历史，曾经又称为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现在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我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就从第一年的学德语开始。我初中高中学的是英语，大学的时候国家号召向苏联学习，我就改学俄语，后来到德国去又换成学德语，研究生阶段学了些法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学校办了个夜班，一周两个晚上，又学了两年日语，这样加起来就学了五种外语，结果每一样都没学好，学一样丢一样。学德语的时候还是很累啊，一天要上七节课，最后一个学期每天增加新单词150到200个，念单词，念课文，每天早上要口试，就是要听写，老师念一遍要你写出来，你还要学会造句。学外语很艰苦，要背，有时候念单词背课文念到口破血流。北京大学有个女同志觉得身体比较弱，就坚持不下去，自己主动要求放弃，就回国了。当时国家对留学生要求很严格，要求你一心一意为祖国学习，五年不能回国，五年经济上不能与家里有来往，五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要求，大使馆会随时把你遣送回国。后来当过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就是1950年代驻苏联大使馆专门管留学生的一个秘书。
化学专业留德研究生课间在教室旁边的草地上稍息（左4为谭民裕）
那时留学东德的学生也就是一两百人，所以凡是到东德去访问的中央领导包括董必武、周扬、彭德怀、朱德等都要接见我们，董必武还摸了一下我的头，问我是什么地方人，还说我是湖南人他是湖北人，我们是半个老乡之类的话，所以当时感觉很亲切。
莱比锡是个博览会城市，1959年我们在博览会上帮忙布置现场、做翻译，我国派出国家代表团前来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当时习仲勋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接见我们，我还保留着一张我们和习仲勋合影的照片。
1959年习仲勋作为莱比锡博览会参展中国代表团团长（前排右7）与展馆人员
和部分留学生合影（后排右2谭民裕）
无机化学当时有三个专业方向，一个是保密专业稀有元素，一个是络合物，一个是同位素，同位素包括放射性同位素和稳定性同位素，我的专业就是稀有元素。稀有元素中的镧系元素，共有十五个，加上钪和钇，共十七个称为稀土元素。它们性质都十分相似，在四、五十年代稀土元素的分离与分析是无机化学界的世界难题。1947年美国用离子交换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就落后十几年。1955年发现内蒙古包头有一个很大的稀土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矿，所以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稀土储量最多的国家。邓小平都说非洲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我国稀土的产量占世界的30％。稀土已经成为了航空航天、光学玻璃等高精尖产业的战略物质。
我在德国学了一年德语以后，1958年开始做博士论文。当时莱比锡大学理学院无机化学系有一个教授叫WOLF，他在稀土元素的分离方面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并且获得东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那时自然科学二等奖可以给他买一辆小汽车，1950年代买辆小汽车是很不容易的，德国的教授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买小汽车的。于是我就找到那个教授，我对他说结合我们国家的资源和我的学习任务，我的博士论文想做稀土元素的分离。教授就说这个研究结果对你们国家有好处，也很有实用价值，他就同意了。
1959年谭民裕在做博士论文实验
我国广东与湖南有一种稀土原矿叫独居石，是我博士论文的原材料，因为这个属于国家资源是需要保密的，不能寄，所以就依次通过冶金部、高教部、外交部从广东给我带了五公斤的独居石精矿。我从原矿做起，做原矿的前处理，然后将里面的稀土分离，最后就得到四个光谱纯的单一稀土元素。
1959年的时候提倡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动员了无机与分析两个研究组一百多人做稀土的全分离，结果就成功地分离出了15个元素。相比之下，我用的方法比美国与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方法要简单，效率要高，所用的试剂也比较便宜，最后我分离得到四个稀土元素的纯度是99.99％的光谱纯，应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个研究结果就在德国留学生里面展览，得到好评，作为国际先例也受到大使馆的表扬。但是由于牵扯到国家资源保密，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没有发表，后来就印了200份，存档于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大图书馆里。
我在德国留学了五年，第一年学德语，后面四年做博士论文，我只用了四年的助学金就完成了五年的学业，节省了两千多马克，上交给国家，我可以说是民主德国留学生里面上交助学金马克最多的一个人，因此也受到大使馆的表扬。我是农村子弟，生活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也体谅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别的人买照相机啊，望远镜啊，吃巧克力啊，我就只买了一块手表，其他任何东西都没买，那个手表回来之后还用了三十多年。
1961年谭民裕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我们留学德国的八个纯化学研究生，最后只有五个人学成归国。
与1988年的博士授权单位失之交臂
回来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五个人中就我一个人当上了博士生导师，当时国内博士授权单位（也称博士点）、博士生导师都是很少的。原来武汉大学也只有物理化学一个博士授权单位。1988年若我们（兰大）单独申请博士授权单位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就和青海盐湖研究所联合申请博士授权单位。
当时全国有二十几所学校申请博士点，最后到教育部评选时只剩下两家，一家是我们（兰大），一家是中山大学。兰大有我、杨汝栋、史启祯、邓汝温四个正教授，再加上盐湖所的两个研究员就是六个教授，中山大学只有一个正教授，一个副教授，但是中山大学的那名女教授叫杨燕生，她是1946年毕业的，资历较老，而我们都是解放以后培养的，又因为那时是两年增加一个博士点，那一年博士点的名额只有一个，所以最终1988年的博士点就给了中山大学。
江隆基校长点名要我去兰大
1961年6月我回国，在北京等待分配，7月份，武汉大学派了一个总支书记到高教部去争取我，让我回母校武汉大学，因为中南地区尤其是湖南稀有金属很多，这跟我的专业很对口。关于我的第一、二、三个分派方案，都是同意我回武汉大学。但是同年8月份高教部召集重点大学的校长在北京开会，制定高教60条，当时江隆基校长也去了，并且提出来要支援西北，还点名要我去兰州大学，所以最后我的第四个分配方案就把我改派到兰州大学。这时武汉大学就很不高兴，误以为我不愿意回母校。我说我无论是大学还是出国留学，各种费用都是国家供应的，我也是党一手培养的，那我作为一个党员，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服从组织分配，我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受益终生的教诲
于是1961年的10月底我一个人，带着原来发的一个箱子，来到兰州。第一天江隆基在他的家里接见我，他对我说三十年代初他在柏林留学，当时因为主要做了革命工作，所以就没好好学习业务，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希望我能安心西北工作，克服困难，努力为党做贡献。我当时听了很受鼓舞。第二天主管科研的领导崔乃夫（注：时任教务长）在办公楼接见我，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第三天，化学系的总支书记聂大江接见我，他对我说，你是党一手培养的党员，是国家派出去的留学生，在党内你有什么见解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但是科学是严谨的，科研上的问题你发表意见要特别慎重，我觉得这些对我都是教育。校长、主管科研的领导、总支书记都很关心我、爱护我，我很受感动，这些领导的教诲让我受用一辈子，坚定了我克服困难、搞好工作的决心，为我增加了勇气。
当时和我一起分配到兰州工作的有三个人，一个从苏联回来后分配到地理学所，还有一个分配到铁道学院(注：现兰州交通大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文革”之后他们就提出要求离开兰州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觉得我的坚持到底与这些领导给我的教育帮助确实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受党的培养，对党怀有感恩，为党做工作是很自然、很必然的事情。所以我对党、对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坚信不疑，这个信念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也是很好理解的，若是没有党，我一个农村苦孩子怎么能在解放前后读完高中，解放后又读到大学，还出国留学呢！
我当时是武汉大学派出的四个留学生中的一个，也是1950年代我们县唯一的留学生，1978年左右我回老家，蓝山县的县长、县委书记都带着礼物到我家里来看望我，也是很关心、很重视，这让我也很感动。“文革”之前我没在兰州工作过，1961年回国后，就和高忆慈老师带领同学到山东搞生产实习。1964年4月份高教部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稀有元素研讨班，派我和杨汝栋老师到那里去学习、进修。1966年6月副校长林迪生打电话叫我和杨汝栋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我也没受到太大的冲击，所以我就继续工作了。
再回想起来，党真的是对我很重视，我到兰大以后除了江隆基、崔乃夫、聂大江接见之外，当时化学系办公室主任邓自修还通过学校给我补助。我孤身来到兰州，举目无亲，10月底兰州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冷，学校让我住在化工楼（注：现出版社楼），因为我没有棉被，所以补助了三张布票，三斤棉花，一条狗皮褥子，学校里还特批我五千块钱的科研启动费。
对学生的成就很欣慰
我受到党的培养和重视，对党也有感恩思想，应该说我还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但是由于能力所限，我做的工作与贡献离党的要求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我来兰大以后，化学系让我给高年级学生与研究生讲稀有元素化学课、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带毕业论文，并没有做基础教学工作。然后我、杨汝栋、邓汝温和北京大学合作申请课题，承担了攀登计划科研项目，获批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一年大概就是三五万，那时候一个博士点的基金是三万块钱，自然科学基金也是三万块钱，所以这个资金还是挺多的。后来又跟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合作承担了国家科委有关稀土的重大科研项目。再后来又承担了十几个科研项目。目前发表论文共347篇，包括美国的《化学会志》，德国的《应用化学》，中国的《中国科学》，在《中国科学》上我发表了6、7篇文章，虽然这份杂志的引用指数不高，但是发表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我得过国家教育部一等奖一次，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两项甘肃省的三等奖，还有教委方面的一些奖励。
我培养了41名硕士生，22名博士生，两名博士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2人升为正教授了，但这主要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我只是略微指点了一下。这些学生里，唐宁、刘伟生都曾担任过兰大化工学院的院长，中山大学有个副院长，华南师范大学有个院长，郑州大学有个院长，广东科龙公司有一个副总，还有一个研究生叫张文军，成为了北海市市长的秘书，后来逐级提升，现任广西南宁市常务副市长。
业务上比较强的学生有一个叫甘新民，兰大最早破格提副教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郑晓静，另一个就是他，胡之德校长也很看重他，他那时是科研处的副处长，也是中国学联里唯一的一个甘肃的知识青年代表，但是他只对业务感兴趣，一心想要出国。按照当时的说法，他是我们研究所内所有研究生里面最棒的一个，头脑聪明，表达能力强，在教学方面他给史启祯当助手，所以他教学能拿出手，科研也不含糊，因此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人才。我的学生唐宁、刘伟生工作都很努力，大家评价都很高，他们在化学院担任过长时间的院长。我还有一个学生叫苏成勇，现在是中山大学化学院的副院长，也是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一个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也是这些学生里最有可能当院士的人选。
从最差逐渐走向前沿
王：请您谈一下兰大无机化学的发展。
谭：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化学系有机化学最强，有朱子清、刘有成以及他们下面的两个大弟子，一个是黄文魁，一个是陈耀祖。接下来就是物理化学，物化有陈时伟，再加上当时从北大来的这方面的专家，包括方国光以及彭周人、孟益民，还有讲课讲得很好的张汉良，所以物化的力量也很强。当时兰大化学系讲课有四大台柱：有机化学有鲍启申，分析化学的张光，物理化学就是张汉良，无机则是陈佩芳。那时化学系毕业的业务尖子，1961届是朱彭龄，1962届是李笃，1963届是柳南辉，他后来去了香港，1964届是刘中立，1965届就是雷学功，这些人里面就没有一个是研究无机化学的，毕竟那时无机的业务不是很强！但是这几年，自从唐宁、刘伟生当院长以后，在几位老教授的带领下，经全体无机教师的齐心努力，无机慢慢地发展起来了，现在仅次于有机。兰大的有机是几位老先生竖起来的牌子，有朱子清、刘有成、黄文魁、陈耀祖等，后来又有刘中立、贾忠建、李裕林、潘鑫复等人。后来无机就有杨汝栋、史启祯、邓汝温和我这些人。我们在1990年获得的博士点是全国无机化学第八个博士点，第一个是北大，后面是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等。
所以1980年代，我们无机组师资力量还是可以的。我们在稀土的研究上又比北大早。由于无机组以实验为主，在数理上基础稍差一些，北大后来就把本来是现物系研究原子能的徐光宪院士转到无机组来，最终北大的无机专业发展速度也是很快的。
现在国内研究稀土的以北大居首，第二是应化所，第三是我们，但是这个情况还在不断地变化。我们退休之后，年轻人不一定都会搞稀土，好像大家都要出国，都要奔南方，不愿留在这里。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无机化学招博士生生源还是很好，但现在就困难了，原来规定你自己培养的研究生会有一定的留校名额，现在这个取消了，就让这个招生难上加难。
王：这是一种大气候，整个学院都有这个问题吧。
谭：对啊，这种状况对我们是很不利的。过去是没有钱，但有人，现在是有大把大把的钱，却没有人做工作。我们当时的基金三年也就三万块钱，现在是三年八九十万啊。我前面讲的做的那些工作，发表的论文都是学生做的，我只是出一点主意，离开学生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些学生们都很努力，对他们的成绩我感到还是很欣慰。
1995年摄于兰大本部校园中心喷泉
人生中的遗憾
我们的工作比上远远不足，比下稍微有一点富余。我们跟朱子清还有其他的院士是没办法比的，无论是能力啊、智力啊各方面我们都比较欠缺，但是没办法，这也是人生里面比较遗憾的。从1978年到2005年，就这么三十年算做了点事情，但是我三十岁到四十岁精力最旺盛的那段时间就全部浪费掉了，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唐宁读硕士生期间，那时我还是讲师，但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很好地抓学习，搞实验，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就跟着运动走。
反坦克四零火箭炮的研发
1959年时，在珍宝岛事件期间，兰州军区抽调我、段一士、蔡官兴、物理系的聂崇礼、还有甘肃工学院化工专业的人组织了一个科技小组，让我们在302厂研究反坦克的四零火箭筒，基本上也研究了一个多月。当时302厂就是做硝铵制造炸药的，同时白银还有一个银光厂也是做炸药的，也有一个技术员来参加。因为炸药爆炸就要发光，保密单位的名字又不好直说，所以就称为银光厂。
王：聂崇礼他们也是搞这个的？
谭：对，还有段一士。当时要跟苏联打仗，就要求我们制作一个四零火箭筒反坦克炮，这个炮要钻进坦克里去，还要在坦克里面爆炸，在外面爆炸是不起作用的。
谭民裕奖学金
王：我在网上看到您成立了一个“谭民裕奖学金”，您把这个也介绍一下吧。
2015年谭民裕奖学金颁奖典礼
谭：2013年我过80岁生日，我的学生都回来为我祝寿，他们就倡议成立一个“谭民裕奖学金”，是学生们自己凑钱，最多的一个人赞助了3万，也有2万元、1万元、5000元、3000元、1000元的，我自己也资助了1万元，这样就凑到了30万元。“谭民裕奖学金”用于奖励无机化学方面的研究生，每年奖励四个博士生，每人5000元，奖励两到四个硕士生，每人2500元，总共就是3万块钱。这些钱我们原来希望有点利息，所以就存到了银行，现在是校友会（校基金会）在管理，由我们来评定，他们来发。
王：您为什么建立这个奖学金呢？
谭：为了促进无机化学的发展，鼓励研究生好好学习，好好做科研，奖励比较优秀的硕士生、博士生。我们这个资金是30万元，可能会坚持十年，假如学生们以后陆陆续续再添入一些钱就可能会继续坚持下去。
王：请您为兰大题写个寄语吧！
谭：（执笔题字：传承兰大严谨学风，促教学科研更大发展）我感到我父亲还是有一定的远见，就是说做一个人要讲道德，要讲人民的富裕，要有希望，他给我取名为民裕，乳名泰德，给我哥哥取名民希，乳名泰康。
学生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王：这个挺有意思的啊！您是不是还有一个学生叫袁景利，现在在大连理工大学？
谭：对，我生日的时候他回来过。甘新民是1985年的硕士生，他是1986年的硕士生，河南人，曾经到日本去学习过，现在在做稀土的荧光分析方面的研究。
王：我去大连理工大学做访谈时遇到他，他就讲您当时是如何指导他们的，讲您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讲他很感谢您指导他走上稀土研究的方向，还专门对我说如果我见到谭老师的话，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谭：我的学生对我都很好。
王：他还讲到谭老师对人都很和气，说话做事都很柔和，好像就没有指责过他们。
谭：我很少批评学生，一般都是给他们鼓励。我还会跟他们玩，打扑克牌，游山玩水，有时会叫他们到家里来请他们吃饭，我就亲自给他们做，吃完了以后就在家里打扑克牌，有时候会打到晚上十一二点！有一次我请了四十个研究生到我家里来吃饭，给他们做了十道菜，包了一千多个饺子，有个学生很喜欢吃饺子，一下子就吃了四十个，当时他肚子就疼得不得了，他说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
王：这些事情您看多有趣！
谭：我对做饭还是有兴趣的。
王：这些学生跑那么远到您这儿来学习，你对他们也就跟对自己的儿女一样。
谭：对，他们离家又远，父母又不在身边，所以我就跟他们聊聊天，玩一玩，我喜欢跟学生这样一起闹。
长寿的秘诀
王：您现在都八十过了，身体还是这么硬朗，精神还是这么好，把您的秘诀传授一下。
谭：一个是我们家有长寿基因，我奶奶是82岁，我母亲85，我哥哥85，我父亲90岁；另外我是农村的，从小就是锻炼出来的，上大学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跑1500米以上，那时提倡劳动保卫制，劳卫制达标不了不能毕业，具体要求就是百米要跑十三秒六，引体向上要十次，仰卧起坐要十次，还有跳远什么的，所以身体健康就抓得很紧。毛主席讲“三好”，第一个就是身体好，第二要学习好，第三就是工作好，还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那时还是武汉大学学生会文体部的文娱干事，就是给大家教跳舞，周末主持舞会。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会了各种各样的舞，虽然水平不高，但是各种舞都跳过，红绸舞，狮子舞，荷花灯舞，采茶捕蝶舞，印度舞，有照片你还可以看的。留学生里面我是团支部书记，过年过节掌勺、表演节目、活跃气氛都是我的任务。另外，我不抽烟，不饮酒，爱好比较广泛，性格开朗，生活较规律。
1959年十周年国庆时莱比锡大学留学生文艺演出招待外宾
王：我还记得您在化学楼上演的那个节目，男扮女装，还做出一个很优美的动作，我印象是很深的。
谭：那时候是疯狂嘛，现在看起来也就挺好笑的。
王：怎么可笑呢，多有意思的事啊，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的大教授在各个方面都是很活跃的。
谭：我这个人就像万金油，爱好广泛，样样东西都会一点但样样水平都不高，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打扑克牌下象棋都会一点。
王：这些东西跟长寿也是有关系的。
谭：我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谈得来，没有看不起别人的那种态度，因为自己没什么水平，所以也不敢摆什么架子。
王：一直都比较谦虚啊。
谭：没有的。
王：您是众人仰慕的大教授，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您还老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贡献！那今天就谈到这里了，谢谢您。
【人物简介】
谭民裕，男，1933年出生于湖南，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谭民裕教授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稀土化学及配位化学和超分子化学。1956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61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1986年聘任教授，1990年聘任为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有关无机化学的教学及科研工作。主持承担过国家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及面上项目、国家教委（含博士点基金）和省科委基金以及横向应用项目等十余项，在稀土配合物及超分子配位聚合物的合成、性能、结构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一批创新成果。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部分成果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励六项，至今已招收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60余人，其中15人被聘为博导，4人为院长，20余人在国外进一步深造。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