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0月31日15:00
地点：兰州大学档案馆
人物：林家英
访谈人：王秋林 段小平
录音：焦燕妮
文字整理：段小平
王：林老师好。我们现在做的“萃英记忆”工程，就是请老先生回顾历史，讲述过去的故事，作为后人了解认识兰大的参考。
林：我害怕我讲得杂乱无章，写了个提纲，但是我不一定按照提纲讲。我讲课的时候，也准备了讲稿，实际上我都脱离讲稿，讲稿是在备课过程中应该留下的。当你面对学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文学课，尤其是诗词课，看一下讲稿再抬头，很不痛快。
我在复旦大学的学习
我简单地从我的大学说起。我于1952年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为什么考进中文系呢？我的数理化很差，我没有科学思维的头脑，但是对文学有兴趣，尤其对诗词很热爱。这要从我的童年说起。我三四岁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吟诵古典诗词。那时候吟诵的都是很短小的作品，像汉魏六朝的短诗、唐诗里面短小的名篇，像“床前明月光”，李白的，“白日依山尽”，王之涣的，“春眠不觉晓”，孟浩然的，就是一些短诗。到了四五岁就开始练习长诗了，《木兰诗》，要背诵的。从小就这样陶冶。闽南话保留着入声韵，所以吟诵起来节奏感特别分明。在中学的时候，老师知道我从小受熏陶的，很爱指导我，从文学方面指导。中学毕业，我很自然地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学的渊源。
说实话，尽管那时候不一定都理解，但没关系的。我现在才懂了，小时候不可能深入理解，只是抑扬顿挫地吟诵，长大了，随着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的丰富，对诗词艺术的理解慢慢就加深了。
我到大学里也特别喜爱古典文学，尤其喜爱古典诗词。万幸的是，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的时候，教学第一线都是名教授上课。
整个文学史，第一段先秦两汉，是文献学专家王欣夫先生讲，名教授。那么你想，先秦两汉由文献学专家来讲，对我们解读先秦文学，像《离骚》，特别有帮助。第二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刘大杰先生讲，名教授。大杰先生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先生的教学是意气风发，非常投入，分析鉴赏的能力好。他的课堂座无虚席，上海市的有些人都跑来听。他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也很精湛，他自己也能创作旧体诗。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认为最精彩版本是解放前出版的，后来把有些东西修改了。第三段是宋元文学史，朱东润教授上的课，朱先生是激情满怀的，你知道宋词文学本身就是吟唱文学，他还能在课堂上吟诵。第四段明清文学史，赵景深先生，戏曲文学专家。他能结合具体作品讲课，比如说《牡丹亭》、《西厢记》，有一些片段他就在课堂上吟唱。有一次在复旦的校庆晚会上，赵先生和他夫人儿女，自己带道具，唱《长恨歌》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片段。他们讲文学史都是非常生动的。文学史本身都是要贴近作家作品的，诗词是感情的抒发，抒情的文学。所以我们的课堂非常生动。我们的逻辑学是名教授全增嘏先生讲，我们的中国通史是名教授蔡尚思先生讲，我们的世界史是名教授周谷城先生讲，我们讲语言学的名教授是吴文祺先生，古代汉语是名教授张世禄先生讲，一系列的主课都是实力很好的老师。后来作为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王运熙先生，还有蒋孔阳先生，他们当时是讲师，但实力是非常扎实的，教课也是非常认真的。
在我高年级的时候，好多老师开专题课。像朱东润老师，开了史传文学，讲《史记》。还有给我们讲当代诗词的女教授叫方令孺，特别喜欢我。方先生后来做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她对现代诗歌、当代诗歌很有研究。学生到她家里去，她非常热情地款待。老师给我们倒最好的龙井茶，还有糖果。她对我们的陶冶不是说教式的，都是一种聊天式的。方先生讲现代诗歌，特别是讲艾青的诗，充满感情地讲，对我们是很有影响的，《大运河我的母亲》等等，她非常投入。我上学的时候，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不培养创作人才，要培养科学研究和高校师资，所以系里的办系方针不提倡创作。可是我们的方先生，我们到她家去，她鼓励我们创作，我们就偷偷创作，偶尔写一些小诗给她看看，老太太很高兴。其实写得很幼稚。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方先生。
这是我在复旦大学的学习。
所以从我的童年，到我的小学中学，到我的大学，应该是不断地深化提高，这是我最宝贵的回忆。从童年到大学的经历，就是接受感性的教育和理性的教育。理性就是搞科学研究。老先生们一生研究的心得都在他的讲授里，同时投入到作品里头去，能感受作品。诗词艺术首先是要感受。你读了这首诗，你真是要感受到感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之后呢？再上一层楼吧！能感受到盛唐时代的精神，眼界的开阔。
初到兰大，文学史要打通关
1956年大学毕业，就到兰大来了。我怎么会到兰大来呢？1954年，我已经和我的老伴于继岗老师谈朋友了。他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兰州医学院的名额。没有人来啊！那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到大西北来。于老师是1954年复旦大学生物系寄生虫学专业毕业的，他是班长，就来了。于老师怕我不来，通过医学院出公函跟复旦大学要人，但是我来的时候，我的关系是在省教育厅。后来去办手续，教育厅的人还主动问我愿意到哪个大学去？因为兰大在医学院附近，所以我说我愿意到兰州大学。我就是这样来的。周芹香同志接待我的。
来了以后，不像现在的青年教师，一来就马上上讲台了。尽管我在复旦大学接受比较扎实的教育，但是我到这里来，中文系有一个规定，新来的助教还要进修。要求我把文学史打通关。所谓打通关就是从先秦一直进修下来。先秦两汉文学史是当时中文系主任舒连景先生指导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王秉钧先生指导，宋元文学史是孙艺秋先生指导的。舒先生指导先秦文学，难度比较大，我又从头到尾把代表作作了注解。我做了好多阅读笔记，定期地给他看。舒先生很肯定我的。我把先秦两汉的代表作，尤其是《诗经》、《楚辞》，还有两汉的乐府民歌，做了题解，这对我后来出版《中国古典诗歌选注》（四册）很有帮助。舒先生很认真地在我的读书笔记上批阅，既加以鼓励，还提很多建议，比如说再读读先秦散文。我喜欢诗，《诗经》、《楚辞》代表作都做了注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因为文字的难度较小，而且我在复旦大学，第二段文学史是刘大杰先生（指导），学得比较扎实。刘先生曾经很喜欢我的，想留我做他的研究生，他女儿和我同班，她给我透露过的。但是我要到兰州来，所以辜负了老师。为啥这么说？他自己的女儿，他都没有让她做研究生。在兰大，第二段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王秉钧先生指导的，我主要是听他的课，向他学习组织教学，再做交流；第三段就是宋代文学，跟着孙艺秋先生进修。孙艺秋先生的鉴赏能力很精湛，所以我在教学和解读一些作品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和他交流。但是遗憾的是第四段明清文学史，没有一个老先生可以指导我。同时学术界的气氛慢慢变了，不像前面较为宽松，所以我的关就基本上通到宋。所谓通也只是多读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但是我钟情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精读唐诗里主要作家的作品。李杜等代表作家的作品是重点读了的。
在业余创作方面，王秉钧先生、孙艺秋先生都能创作传统诗词，气氛比较好的时候，他们也创作一点。我大学的时候偷偷创作了一点，很幼稚的，后来都散失了。到了兰大，我是助教，就跟着他们学。我那时候胆子还大，见老先生鼓动，就写一些东西请他们看。可是这个日子是很短的，后来进行学术批判了，大家就赶快辍笔。我记得我们古代文学教研组偶尔在宽松的时候还可以到五泉山去喝喝茶，谈谈，交流，就很好，很难忘。但是只有很少的几次，我印象中，后来就慢慢不好去了，氛围不一样了。
既把握作品的思想性，又把握作品的艺术性
我来的时候是从进修入门的，所以我真正给中文系上课是1959年。你想我1956年来,1959年的秋天才上课。为什么在1959年才上课呢？1958年，甘肃省委决定成立兰州艺术学院，兰大中文系也要并过去，称文学系。后来，兰州艺术学院又撤销了，综合大学又要文科了。文学系一分为二，有些人到西北师大那边去了，有些人就回来了。还有些人选择了离开。我觉得分人的时候，党组织还是很好的，当时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是个老干部，征求意见，问我愿意到哪个学校去？我说我愿意到兰州大学，所以很万幸，我又回到了兰州大学。
回兰大之前，我在艺术学院为音乐、美术、戏剧系的学生讲文学课。甘肃文艺界音乐、戏剧、美术方面，都有我教过的学生。在话剧团的学生，以前有好戏就要请老师看，我说请我一个人看不行，还要给我的研究生送票。
1959年，开始教“唐诗宋词选讲”，我自己比较用心，学生都很认可。我的理念是，对诗词作品的把握要有感受，要感受他诗意的地方。有时候，思想和艺术是水乳交融的，像这个一般人都能想得到。但是诗词里头还有许多微妙的东西，要慢慢体会，然后才慢慢理解，不要马上说这个积极那个消极了，要通过作品本身去感受，去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评判，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我受的教育我是很认可的，我的老师前辈他们都是这种理念，不要说空话，不要说抽象的话。
1959年的学术氛围已经很紧张了。我这个人太幼稚了，我还是坚持我的理念。对于文学作品，我既把握他的思想性，还要讲艺术性。所以我选的篇目都是很精美的好作品。我的第一堂课第一首诗是王维的《观猎》，讲一个将军打猎。为什么我选这个诗？那个时候学术氛围已经不太好了，否定王维田园诗，认为描写田园风光是不积极的，后来慢慢地认为是反现实主义的。所以我的第一首诗是《观猎》，我要论证王维不光是写自然风景，同时他还有英雄豪气的东西，写一个将军打猎的场面。王维写盛唐将军，写他的勇武不写在战场上而写冬天打猎，写得非常精彩。当然我同时也选上一两首他的风景诗。往后的作家的代表作，我坚持选这个作家的不同风格的，不同内涵的。
1959年，我第一次上课，我很难忘。之所以难忘，因为是愉快和困惑交织在一起的。
首先真的是很愉快的。1959年，你想我多大岁数？我是1935年生的，24岁上讲台。讲文学史。文学史首先要讲发展规律。但是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是从哪儿总结出来？从作家作品！所以我绝对不放弃作家作品，但是要有侧重。讲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还要讲当时的文艺思潮对作家的影响，作家的生活道路，作家创作思想的发展过程，紧扣着发展两个字，拿作品来印证观点。我觉得学生是非常好的。学生很愿意听我讲的文学史。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带的一班学生，1963届，他们编撰《萃英学子情》，请我作序。这一班学生中，很多优秀的学生都分到新疆去了，在戈壁滩上摔打滚爬，但最后都很好，很有成就。有的做到石河子市市长、乌鲁木齐文化局局长，有的是乌鲁木齐市文联副主席，有的是教授。他们现在还经常和我联系，都很认真地读我的著作。说明他们很认可我。
但是，很快有种否定舆论出来了。所以我那时候很困惑，怎么都否定我呢？虽然有这种困惑，但是自己很傻，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理念，我觉得在学术上，认准的东西不要轻易放弃。
我来讲一讲江校长
我来讲一讲江校长。我的诗文集《追光存稿》里头有《江校长的“谢谢你”》。
前面说到我自己很困惑，无处诉说，也不敢到哪里去诉说。当时有一种议论，什么人性论了，讲课艺术欣赏至上了，等等。这种议论不知从何处来。在这个时候，江校长来听我的课了。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有个江隆基校长，校园里头见过，我觉得他风采很好，一种很有文化水准的、有人文修养的校领导形象。我这个人在政治上很自卑，不敢靠近党的领导，主要是害怕得很，从来没有接触过。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因为江校长来兰大以后，要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青年教师的情况，还是因为他听到有关方面汇报了，才来听我的课。不知道！也不敢乱说。我的那篇文章里写过了，什么时候，哪一个学期，在旧文科楼三楼靠北的一个教室，江校长听我的课。
当教师，我没有迟到过，没有无故缺过课。我每天提前从医学院过来，在教研休息室坐一会儿，等到上课电铃一响，我就准时进教室。那一次是三、四两节课。我的教学习惯是一上讲台，一定先要环顾同学，第一是表示对同学的尊重，我来了；第二是我看看今天的课堂秩序怎么样，这是我的习惯，每一次都是这样。当我环顾的时候，看到江校长坐在最后一排，他已经早早地坐好了，他提前到了。我那时候年轻，看见江校长来听课，慌得很。但是已经有几年的教学经验，比较能够拿住自己的，紧张情绪很快就平稳了，所以我还是按我在家里备课的情况，自如地讲。好像是讲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是给1965届的学生讲，不是很准确，但是时间我是记住了。讲完以后就准备下课回家了。当时我这个人很没有人生经验，也没有去请江校长作指示。我不会啊！我都准备离开教室了，只见江校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对我说：“谢谢你的教学！”这一句话，人家不是板着面孔说的，江校长的风采我觉得很好，面带着微微的笑意！一句很温厚的话：“谢谢你的教学！”
这一句话我难忘啊！这比起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肯定的话要好得多。为啥？就像我回忆文章里说的，这是对教师劳动的尊重，是对教师人格的肯定。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高兴。四十几年来，这件事我一直珍存在心底，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公之于众。
难忘师生情
紧接着就是“文革”了，整个教学就停了。我受到冲击。说我是修正主义的染缸染出来的。但是师生情却是很难忘的。
1968年，我们中文系很多老师、干部下放劳动。我们好多人都去了泾川，不久以后我就被揪回来了，要接受批判了。那时候我老伴于老师也不在兰州，他也下放了，我到泾川，他在灵台。我被从泾川弄回来的时候，直接就住到学校女生宿舍接受批判。我走在校园里，精神状态也不好，听到后面有个年轻人的声音：“老师，不害怕！”我回头一看，这不是1961届的梁胜明吗？他那时候在七中当老师，离兰大很近，可能经常过来看大字报。我从泾川返回学校的时候，“欢迎”我的是女生宿舍楼门前漫天的大字报。他看了，估计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讲课时的观点等等问题。
患难见真情，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胜明就这么悄悄的一句话，让我感到温暖。到现在我们关系还很好。当我写关于江校长的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该给胜明写一个了。我给他写了一首诗，《追忆文革往事赠胜明》，我说的就是人性的真善美。在那个时候，不整你的就算是很感恩的学生了。胜明鼓励我的时候，旁边还有“革命”学生问他：“你是谁？你干啥？”他说：“她是我老师。”你说这个事我能忘记吗？我就说我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感受到人性的美。
比起一些革命老干部，我们受过的挫折真不算一回事。我就觉得历史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潮流在转弯的时候也许会有新的流向。所以“破四旧”的时候，我说没关系，我们这个地方破完还有地方还保留着呢！我听说学音乐的学生把好多经典唱片砸烂了，我说没关系，经典作品没保留，国外都保留着呢！我们民族这么多优秀的典籍被破坏了，我说没关系，国家图书馆肯定会秘密保存着呢！我相信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真正优秀的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中华民族这么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会被摧毁的，真正优秀的东西不会被大浪冲掉的，我是这样想的。
我的老师，包括外校的先生，很多资格老的、有学问的老师都很平易近人，而且很爱惜我们晚辈的。“文革”结束以后，王运熙先生到书店看到我科研需要的书，他知道我的书在“文革”中散失了，都会给我买下寄过来，还要附一张条说：“这是我在复旦书店买的，只有这一本，可能不太好了。”蒋孔阳先生去日本讲学的时候会复印一些资料给我，因为我有一篇文章，日本专家好像也写过的，他让我参照。
我的第一本《诗海拾贝集》是四川大学的缪钺教授作的序。我是到四川开会时和缪钺先生认识的，他是学历史学的，诗词造诣非常高。在杜甫草堂开会，他点将要我第一个发言，之后就成忘年交了，而且给我写了好多鼓励的信。我的第二本《诗海拾贝续集》请华东师大的当代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作的序，我的《雪泥鸿迹》诗集是南开大学王达津教授作序，得到高度的鼓励。还有陕西师大霍松林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陈迩冬先生，这些真正有造诣的老先生都很好，都是很温厚的。
前辈老师爱护我们的传统，我觉得应该传承。我的学生我都是尽力指导的，不是我的专业的学生找到我，我都给予帮助。我和我老伴于老师的学生对我们都很好，有些学生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有些学生到现在还隔三差五来看我。有的学生在甘肃农村工作，到兰州来了，他肯定来看我。我的学生，留在兰大教书的，对我也非常好。王喜绒、常文昌老师、武文老师对我们都很关心，庆振轩老师毕业以后曾听过我的课，除了师生关系，就像亲人一样，庆老师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林老师，天气好，下来散步吗？”经常陪我散步。我觉得师生关系像这样的传承很好，尊师重教，传道授业解惑。在散步的过程中，也不是谈那些花花草草鸡毛蒜皮的事，有时也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有时候我会问问文学院的情况，有时候他也会主动告诉我。
诗词是最浓缩的艺术
从1971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古代文学课不开了，中文系就开始培养学生写四种文体，通讯报告、总结报告这类应用文。学生要下基层去实践。让我带学生去庆阳实习。带下去以后学生对我很好。因为他们都是有过工作经历的，可能稍微成熟一点，对老师挺好的，我很愉快。
回来后要我开一个《毛泽东诗词》课。我还是那个教学理念，在肯定《毛泽东诗词》的激情和革命者的情怀的基础上，还要讲他的艺术。我的《诗词散论》里头，收了论毛泽东诗词的文章，《阅人间春色，领一代风骚》。确实人家有革命家的特点风采和革命者的情怀气魄。但毕竟是艺术，不是《毛选》，所以你不能把他当毛选来读。
《毛泽东诗词》讲完了，我还要写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文章。我记得我的总结题目《毛泽东诗词是唯物辩证法宇宙观的艺术结晶》。“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充满着一种对宇宙人生对大自然的体悟。出乎我的意料，好像没有听到任何不好的反映，学生能接受我的观点。
这里面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个从天水清水县来的工农兵学员，非常朴素，记得夏天他只穿麻鞋。他偷偷给我说，他要借我的讲稿抄回去做纪念学习。我没有借给他！我害怕他拿着去向系领导汇报。这个事情让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留下了深深的愧疚。后来我到天水去参加了两次杜甫研讨会，还打听过这个学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氛围就很好了。我给1977级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1977级这一班很优秀。1990年以后，我就专门带研究生了，我是从1986年开始带研究生。我给本科生上过两个专题课，一个是“诗词鉴赏与创作”。我自己喜爱创作，改革开放以后宽松了，旧体诗词复活了。讲诗歌，不能只讲抽象的思想性，还要学会鉴赏。鉴赏的时候，对人家精湛的艺术你能不能体会到？而且我的理念是，搞唐宋文学的，搞诗词的老师，最好能创作一点，增加一些体验，才有一种对古人作品的艺术精湛之处、细微之处的理解和感悟。我教的学生中就有好多能写诗的。说明我的教学是成功的。
诗词是最浓缩的艺术，像《木兰诗》、《长恨歌》、《琵琶行》，比起报告文学也就那么几句，不可能把所有的意思都说出来，所以要慢慢地感受。尤其是抒情小诗，就那么四句，你怎么去挖掘他？学生最爱听的就是这个。你得给他讲得到位一些。还有一门“李白研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生非常用功，下课追着老师探讨问题，非常好！
1977级的学生，我的课没有无故缺席的。《我的77年，我的77级》这个书里头回忆起他们进校时的那种用功。有位学生眼睛出问题了，他都不愿意放弃考我的课。学校9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们回来和我们团聚了，他们也很开心，我当场给他们题了一首诗。改革开放以后，教学很愉快。
教学和科研要并重
教学过程中，教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总结，作为一个教师，无论上哪个课，我的理念就是教学和科研并重，学校给我评了教学优秀质量奖，但是我觉得科研教学要同步，用科研的成果充实教学，或者是用科研的成果和学生作学术交流。
教学和科研要并重。举个例子，关于李白，五十年代以后是有争论的。有一位先生说，李白的作品主要是反映盛唐气象，欢乐的多，是“少年的歌唱”；另一位先生说李白的作品主要反映忧愁烦恼悲愤的多，有这么两种不同意见。我大学毕业以后，上讲台以前，对李杜这些作家做过一些较深入的研读。我个人对这两种观点是不赞成的。我认为要全面看李白。从李白的思想感情、发展历程来看他，既有盛唐气象的欢乐豪放，那种少年的快意，但是他在受挫折之后，又满腹忧伤：“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还有他的《行路难》，人生的道路那么多，就没有我的出路吗？“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是他遭受挫折以后，和他早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形成鲜明对比。
讲文学史，讲“李白研究”，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要说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要全面地遵循作品的实际。你说晚年的“白发三千丈”，如果按照一般的所谓的理解那就是狂人了。哪有三千丈？三百尺都太可怕了，成魔鬼了。从艺术上来说，是夸张。人哪里会有三千丈的白发？艺术的想象里头有一种夸大的手法，还有一种缩小的，把宇宙说得很小很小。你就要看到整个的挫折，整个的人生经历。他在长安头尾算起来就是三年左右，他那种自由狂放的性格不为权贵所容纳，被人家弹劾了，现在说是给举报了。有一些传说，不一定真实的，但是符合李白的性格。喝酒醉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兴庆公园赏牡丹，就叫人请李白来题诗，就是《清平调三首》。据说让高力士给他脱靴，被忌恨。后来李白自己说要离开长安，继续他的漫游。
可他还是关注现实，对下层人民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安史之乱”中，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做皇帝，李亨不信任他的弟弟永王，永王从江南起兵北上平定“安史之乱”。这个时候李白归隐庐山，李白很有名声，出于名人效应，永王请李白出山。出于爱国，李白同意出山，跟着永王。唐肃宗忌讳他弟弟夺权，永王就被镇压了，李白因此得罪被流放夜郎。后来因为有人营救他，没有走到夜郎，走到三峡南下继续漫游了。你说杜甫爱国，当然都知道，那李白他这个的爱国心情，关怀现实的情怀，更多的是用浪漫主义的情调来表示，杜甫多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示。
诗词艺术是抒情的艺术。传统诗词的特质就是抒情言志，情里头也有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爱国的情也是豪壮的志，屈原一生为这个追求不懈，最后因为国都沦陷，投到汨罗江殉国了。我觉得情和志是分不开的，但是志是通过浓缩的感情来表示的。所以在鉴赏的时候，不能光说诗歌是某种主义艺术,其实诗歌的内涵是审美和艺术交融在一起的。你说咱们唐诗里头的绝句就微妙得很。又比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她是和丫鬟在对答，丫鬟粗心，李清照很细心：“昨天晚上雨很大，可是我喝了几杯酒睡得很熟，早上起来不知道昨天晚上的风雨把院子里的海棠花打坏了没有？”丫头就没有李清照那么细心，说好着呢，好着呢。可是李清照说：“小丫头懂得什么啊！花瓣被打散了，叶子上面满是雨水。”
我觉得所谓鉴赏，本身也不完全是纯艺术的，要有一种敏锐的感受力，然后再自己分析思考鉴赏。艺术鉴赏并不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头，也要关注现实！有一些人他有深沉的感情，他也能表达他内心压抑的感情，或者是爱国或者是同情人民的，或者是其他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诗的形象是那么鲜明。杜甫没有学过阶级论，但是他能够把唐代社会“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激烈的矛盾对立高度形象地表现出来，你一定解释说杜甫有阶级意识，我说不见得，他能够同情人民，忧国忧民。所以一个爱国者不能说光爱国，还要爱人民，同情人民。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时候，他已经在长安待了十年了，好不容易才奔走到了一个小小级别的官，在这个时候，他才要回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到羌村去了，他一路上看到的情况，把长安看到的社会的不公、人民的苦难总结了。实际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安史之乱”已经在河北爆发了，所以这两句诗是对长安十年生活实践和社会矛盾思考的高度概括。这两句诗之所以流传千古，就是因为高度概括、形象鲜明地把社会矛盾浓缩在十个字里头。
王：谢谢林老师。
【人物简介】
林家英，女，汉族，福建惠安人，1935年生，教授。
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赴兰州大学执教。先后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甘肃诗词学会副会长、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甘肃省政协常委兼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于唐宋诗词用力尤勤。已出版学术著作《中国古典诗歌选注》（合著）、《甘肃古代作家》（合作，副主编）、《诗海拾贝集》、《诗海拾贝续集》、《唐诗精华》、《诗词鉴赏举要》、《中华第一女性》（合作，主编）、《诗词散论》。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力求将科研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四下陇南，撰写电视专题教学片文本《杜甫在秦州》、《杜甫在陇南》，由兰州大学电视教学中心拍摄，在省内外播出，被中央电教馆收藏。出版自选诗词集《雪泥鸿迹小集》及续集、《追光存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