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10月16日10:00
地点：碧野楼任继周院士办公室
人物：任继周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梁振林
文字整理：韩庆庆
每个人踏踏实实做工作，国家就有希望
王：尊敬的任先生，您好。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就是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记录我们老先生、老校友、老朋友对兰大历史的回顾，为后来人留存了解研究兰大的资料。今天请您做一个历史回顾。
任：档案工作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凡是好的单位，档案工作都做得非常好。譬如说哈佛、南京大学等等，过去所有学生的档案他们都有。咱们档案馆这么多年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希望咱们兰大的档案馆能够逐渐逐渐地完善，正规化。有很多很有名气的老师，比如辛树帜，盛彤笙，王德基，陈时伟，左宗杞这些人，都是一代英杰，不能在兰大让历史湮没，这个很要紧。特别是在西北，人家都说很荒僻，实际上蕴藏很深厚。所以对于档案馆的工作我非常赞赏，愿意全力支持。
盛彤笙
我办这个草业研究所是很不容易的。咱们兰大博物馆里有盛彤笙先生的照片，他跟辛树帜关系很好，都是留德回来的。他是从南京到这里来办畜牧兽医学院的，那个时候抗战刚刚胜利，人才纷纷朝沿海走，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到兰州来，这种抱负对我很有感触。他是医学博士，学了医学又学兽医，之后到西北来开展工作，这种惠及天下苍生的胸怀，非常博大，令人感动。我就是在盛先生精神感召下到西北来的。
“文革”之后，我就忙着办这个研究所。为什么办研究所呢？在甘肃省，我一年跑破一双翻毛的皮靴，哪里都走过了。从白龙江、长江流域一直到内陆，从很潮湿温暖的地方一直到非常干旱的地方，各种草原类型非常丰富，西北丰富的草地资源太适合做科学研究了。我们国家农业结构有问题。农区是以粮为纲，牧区就是搞原始放牧，这么搞，咱们的农业翻不了身。那时候毛主席搞八字宪法，我很赞成，但是都是针对农业生产的，动物生产都不涉及，养猪为了积肥，养牛为了耕田，没有畜牧业。畜牧不是独立产业，附属于农耕。这个状况，我们国家的农业永远翻不了身。那时候提出好多化，电气化、水利化等等，我说你全化完了也没用，因为你结构不合理，动物生产一大部分你不要了，你怎么能现代化呢？盛彤笙先生是第一批学部委员，“文革”之后，要在全国范围内征求现代化的建议，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跟他合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去。两三个月不发表，人家退回来，说大家认为这个意见不合适。为什么呢？我们提出畜牧业产值不达到百分之五十，不可能达到现代化。这条就卡住了，人家不理解，我们现在饭都吃不饱，饿死人呢，还发展畜牧业？实际上发展畜牧业正是解决你的粮食问题，解决饭吃不饱的问题。狭隘的以粮为纲的思想从上到下，所以我感觉要搞个研究所，因为我是搞草原的，所以就叫草原生态研究所。
1978年我提议办研究所。那时候谈生态问题就是天方夜谭，生态是什么东西大家不知道啊！那时候碰到非常好的领导，省上是书记宋平，省长李登瀛，农业部主管副部长是何康、蔡子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直接协商，是不是把任继周这个想法给落实一下？所以办了这个研究所，甘肃省出编制，农业部给钱。所以研究所是农业部和甘肃省合办。研究所搞起来是生态立所，那时候搞农业生态的话，人家不知道你干什么的，困难很多。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就是把草加到农业系统里去。1981年研究所批准成立。从1978年到1981年，正好三年，真的不容易，那个时候条件很可怜，给了十万块钱，地级编制，规格倒挺高，但没有地方，就在红山根体育场那里，看台底下，我们租了四分之一个圆，房顶都是斜的，因为上边是体育场看台。
研究所办起来以后很有起色，五年时间，全国约1250个研究所评估，我们是第十四，光农科院研究所就四十来个啊，更何况吉林、南京等各省还有实力很强的农科院。出乎意料，第二个五年，名列第九，又上去了，这一下子，我就感觉到这个社会回归了科学天地。只要埋头做工作，就会有成果，非常有信心。研究所办起来以后，我就跟甘肃农业大学合作搞国家重点学科点，这个学科点办下来以后，遇到很多困难。体制不顺，我等了两年零六个月，也没有理顺，没有任何动静。
1943年，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一年级
这个时候正是国家转折的关键时期，我说这个不能等了。后来当选院士，好多人找我去，东北啊，南京啊，都找我去，北京那边聘书都发来，叫我去看房子，还有美国也叫我去，承诺把我的家人都安排好。恰在这时，奔走3年的研究所批下来了。我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定下来，办研究所。我在来西北的时候，我的老师王栋先生送我一副对联，上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下联“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一方面要有很高的抱负，一方面要有很踏实的深入研究。我有着两个老师给我的鼓励，我自己当然更加有信心，决定留在西北继续搞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教育部知道很多人在争取我过去，就给兰大的李发伸校长说。李发伸校长马上就和郑晓静副校长到北京找我调兰大，我说这太好了，我压根不想离开兰州。我的意思，我这里还有一摊子人呢，我这一走，从道义上说是不对的；从事业上说，这里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就到兰大来了。在来兰大以前，有人就说你这个省级的小研究所并到兰大，人家就把你吃掉了，你还有什么存在的余地啊？我说咱们还是从长远考虑。要是没本事的话吃掉就吃掉了，你不到兰大你也存在不了；有本事的话哪里都吃不掉，反而会互相促进。
来到兰大以后，学校对我们非常好，发展得很快。我的许多研究成果，二十年的成果，到兰大以后才集中起来，报国家科学奖。我的教学特等奖也是到兰大之后报的，要是不到兰大，也就报不了。兰大是个很好的做科研、做教育的平台，我对这点非常欣赏。不但欣赏，而且可以说是很感激的。校领导对我们很好，他们希望我们做好，同时帮助我们做好。
1950年初到兰州，任继周在办公室鉴定牧草标本
王：您在草业科学领域做出了巨大成绩，成为这个学科的一面旗帜。草原所并入兰大后，兰大草业科学突飞猛进，现在国内外草业科学领域，兰大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任：说突飞猛进可能有点过，但是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好多成绩、多年的积累在兰大得到了显现。怎么说呢，很大优势，很领先。要不是兰大的平台，不会这样子，因为它是综合性大学。我是从综合大学出来的，我深深知道综合大学的重要性，各个学科合在一起，水平就上去了。解放后搞农的人进入综合大学，我们是第一家，所以评估一下子就上来了。别的综合大学还没有这个，上海交大后来办农学院，草业科学是搞草坪的，学术体系还没有确立。所以说兰州大学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走在了中国的前头，把农学单位纳入综合大学系统中来，我觉得非常好。处于什么位置，我不敢说好，我只能说处于一个适当领头的位置。
王：在您的引领下，草业学院近年来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请您谈谈草业学院科研成果转化的情况。
任：我们通过研究，提出一个新概念，叫畜产品单位（APU），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把我们这个作为衡量全世界草地生产水平的指标。我们的草原类型分类体系可以囊括世界上所有的草原类型，到现在为止是唯一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给草地分类的体系。过去不注重往国外杂志投稿，进入兰大后，我们的文章在一个国外杂志发表，文章引用率一下子上去了，编辑说他们刊物文章的引用率从来没有这么高过。现在南京大学，中科院地理所，甘农大，当然还有我们自己，都在用这个类型体系进行深入的全球变化研究。这一点算是我们理论上的一个成绩，还有一个就是基地。我们现在教学研究基地有七个，这个还不够，正在建立新的县级实验示范区。准备跟甘肃省联合搞三个，河西、民勤、平凉。
蚌埠有个秋实草业有限公司，种了十万亩的苜蓿搞养殖，养奶牛。他们当时非常担忧，这个十八亿亩的红线，不就踩到红线上了吗?耕地种草。我说你不用担心，草就是食物啊，作为饲料，草的能量收获比粮食高三到五倍，蛋白质收获高四到八倍。我们兰州大学在那里挂牌，作为实验基地，我派一个博士在那里常驻，做工作。现在我们着力研究的是基地的建设，真正能跟先进科学技术容纳的、能富民的、比较大规模的实验基地。现在问题在于我们实验站还没有正式纳入学校编制，学院直接背着实验站，负担很重。我们希望综合大学能够把实验站当回事，过去综合大学不大爱搞实验站的。中科院为什么走在前头？它有一个遍布全国的实验站网络。我们兰州大学只有我们这个专业搞实验站，但是过去没有这个传统，现在我们希望把实验站纳入学校的编制。
1958年，任继周教授（左3）在越南农村考察
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很要紧，现在不是“211”、“985”毕业的学生不要，这个不行，不要搞教育血统论。就是实验员也要重视，实验员很高级啊。中国的一个留美的物理学教授，主管实验室，叫吴健雄，也是我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校友，她是搞实验室的，杨振宁的工作就是在她那里做的。试验方法非常重要，没有方法，哪有结果呢？凡是好的结果都是用先进方法搞出来的。在我们这里，实验员就是实验员，好像跟教师不在一个档次上，实际上没有实验员，就像教授没有腿。你下去试试看，你怎么行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我那个试验站，多少年了，一天三次做气象记录，没有实验员怎么办？到现在为止，那些记录还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问题。不要搞教育界的血统论，不是“211”“985”大学毕业的，甚至中专的，知青，只要工作合适我都要。这才是科学工作的胸怀。你只看到领头的这几个人，后面没有支撑，是枯萎的，是危险的。这一点，我们兰州大学不要学别人，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特点，我们把我们的实验室建立起来，实验员的工资水平应该跟教授、副教授平等的，实验师也有级别嘛，初级、中级、高级的，不要把他们列入另册。不要这样子。我们兰州大学需要对实验站、实验员这方面给予重视，这是我们创新的、走在国内、国际前列的必要基础，没有这个，只有上面的领头人摇摇晃晃，没有基础，弄不好就走掉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大家都理解中国的贫困地区有两个集中点，一个是黄土高原，一个是岩溶山区，我们立足黄土高原，到岩溶山区工作。我在贵州搞了一个项目。那时农业部有任务给我们，在贵州。“文革”以后，小平同志来到西北，就说：“你西部干脆就种草养畜，不要搞粮食丰产这一套，你比不过人家，你条件不在这儿。”他主张飞机播种。农业部就组织在贵州搞了一个飞机播种，初搞经验不够，两三年以后没有了，全是杂草，底下一片议论。说失败了，怎么办？农业部着急了，就叫我去看。我去了以后，看了一下情况，三年给他改过来了，全是栽培草地，跟外国草地一样。只要方法弄对了，懂这个道理很容易。我就派蒋文兰住在这里，任云贵高原草地实验站站长。蒋文兰很争气，一住15年，草业科学在云贵高原打开了局面。后来她调走了，那一摊子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没有人在那儿，我不敢要项目，咱们不是那种把钱拿到再说的人，不是搞浮夸的人。得有个基础，有人，才敢要项目。
1981年访问澳大利亚牧场
这个时候，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个司长叫黄黔，2000年到兰州来开调研会，他调查基层的畜牧业农业状况，然后开了个会，我发了个言，他对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哎呀，太好了。”他说，“你这个观点太好了。这是中国农业翻身的必由之路。”这个人是钱伟长的研究生，清华大学搞力学的，他文理兼通。蒋文兰调离贵州以后，正好他来了，他把那摊东西接上，大力推广，搞了一个县，晴隆县，实际上我就没怎么去，就他在那儿搞。这个人文理兼通，说话也行，写东西也行，很好，晴隆县搞起来了，原来的人均收入是一年一千多，现在是两三万，大翻身。后来国务院在那儿开了几次现场会，现在贵州省43个县推广这个经验，每年一亿六。那个时候栗战书同志在那儿当省委书记，很支持，贵州现在局面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事儿还在2011年给我一个奖，年度农业人物奖，我说我惭愧得很，不是我搞的，是黄黔老师搞的，结果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说：“你就代表吧！”还是写的我。后来我跟黄黔说，这个东西是你的，奖金也给他一半。可惜，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比我小十多岁啊，癌症，太可惜了。这个事我伤心了很长时间。我现在贵州的工作基本上又断线了。幸好现在我们侯扶江院长接上，他太忙，他的团队还没组织起来。必须赶快组织起来，把岩溶山区的工作搞起来。黄土高原这边搞了几片儿，目前有个庆阳的试验站，试验站的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更注重实践。过去走偏了，就是光看论文发表多少，质量高低，发在什么杂志上，以后恐怕不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县级实验基地搞起来，我们的重点实验室是牢固得不可动摇的。这一点来说，跟别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比，可能我们还算特色。
王：您能预测一下兰州大学草业科学的发展前景吗？
任：兰大草业科学的发展前景怎么样，这东西事在人为。刚才我说了，我不是自我满足啊，我十万块钱十个人的小研究所刚刚办五年就全国十四名，第二年就全国第九名。怎么搞起来的？虚怀纳贤。那个时候我依靠兰州大学艾南山、张鹏云，都是我很好的工作伙伴，浙江大学的，中国农科院的，都来我们这儿工作。我跟我们研究所的人说，我们研究所不是我们研究所的人的研究所，我们拿到项目以后要在全国招聘能人来接手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一下子上去了。在西藏，我们有个项目，张鹏云先生都去了，我们只去了两个讲师，跟着办办事，这个是得奖项的，为什么呢？全国的能人在我这里，所以立足点高了，收获就大。
说到这个前景的问题，看怎么领导怎么干。我希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见什么困难解决什么困难就能前进。在困难面前顿足不前，那就危险。现在时代确实发展太快了，你不动你就落后。动得慢也是落后。我觉得兰州大学应该有危机感。譬如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的教学楼，还是过去盖的，上世纪80年代草原所就在这，到现在新楼没动工，工作条件很差。这是危险的事，人家来看看，你这个实验室，怎么这一块儿那一块儿，校本部又分了两块，我这儿一块儿，楼道这么窄，房子这么小，我们是1980年代水平，人家是21世纪水平。这一点不可小觑。我非常担心。你这个重点实验室的各个学科分支不碰头、不在一块儿，学术怎么交流？特别是草地农业生态系统，是个全新的系统，要建立，要大家融合。我敢说，我们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筑落后到这个状况，就这一家。要问我们处于什么地位上，这是最垫底的地位。我很着急。我打电话跟领导谈就谈这个事儿，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连动都不动啊？急得没有办法。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目前仍然走在前头。如果停顿不前，那很难说。我个人曾经抱着一个很乐观的态度，现在很担心。
1992年陪同李博院士和胡自治教授参观草原生态研究所与贵州生合建的灼圃实验牧场
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新开两个头，一个农业伦理学，一个农业系统发展史。我自己已经不行了，我只是开了个头，让给年轻人来做。如果这个搞得好了，像我们的草业科学，我们经济管理，全国就我们一家。我请的兼职教授黄季焜是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领导，第三世界院士，非常好。如果这两个学科搞起来，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怪得很，这么多农业大学，没有一个搞农业伦理学的。我们的农业犯了多少错误？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我为一本书写的序言，《新华文摘》不知怎么看见的，把我那个序言发表了。我说解放以后各方面成绩很大，只有农业方面错误连连。耕地农业走到尽头了。我们在农业伦理学上，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从伦理上来论证发展方向，自然与社会互相的关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这个观念的话，还会错误连连，做好多错事，花冤枉钱。一会儿搞这个一会儿搞那个，不成体系。我们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工业革命以后，大机械大动力来改造自然，做了多少错误事情。有了动力有了机械以后我们还跟那时候不一样，我们更有钱，到处一弄多少个亿，心里头就狂起来了，什么都能干，脑子一热干这个，脑子一热干那个，花了多少冤枉钱？我觉得农业伦理学和农业系统发展史就是指导这个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方向，这样下去，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我在一本书扉页上说“有了能做什么的知识，还要有不能做什么的知识，才是知识的全称。只有能做什么的知识，没有不能做什么的知识，比没有知识更危险”。知道一面不知另一面，你就会盲干。像土地污染，水污染，保守估计要80年才能恢复，一个人的一辈子就完了。土地污染意味着食物污染。这个搞法前途何在？农业基础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这个工作，不管多有少困难，都要不断地前进。
历史总是前进的，人挡不住，我希望兰州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前进。我们当然很困难，省上没有配套资金。譬如说这个重点学科，“985”大学，教育部给你3个亿，给广东高校也是3个亿，广东省配了9个亿，我们配了1亿5，还是来修道路、通电、搞水利这些，没钱啊。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要加倍努力，而且加倍找自己前进的道路在哪？李吉均院士为什么能走到前头去？他就利用这个黄土高原啊！他做的事就是有特点，他做的就是好，利用有利条件，给它一个满足，让它发展。我们兰州大学有希望，特别是新的丝绸之路打开以后，我们还是处在要冲上，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前途会好的，从过程来看，少不了各种曲折，在目前看起来，正在曲折当中，挫折当头，我们工作人员不能泄气，一定要尽可能利用现有条件，找自己的出路。我们的草原工作，就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
2000年在贵州山区扶贫考查途中
王：您一直倡导发展草地农业，倡导通过发展草地农业，改变中国人的食物结构，请您谈谈目前我国草地农业发展情况和前景。
任：我们现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是错位的。生产系统是以粮为纲，打了粮食以后大家都庆贺。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国农业结构不改革不行了——粮食九连增后的隐忧》。后来几位院士看到，认为内容很关键，就联名改写成建议送到中央，习总书记批了以后，农业部正在忙这个事儿，忙了好几个月。这总算是个好信息吧，我们的农业正可能向比较好的方向转化。10月28日，我参加了汪洋副总理召集的座谈会，专门谈草业问题，中央多个部委参加，对我们的意见几乎全面肯定，说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话。会后一位院士兴奋地说，看来我们草业的春天来到了。
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呢？就是现在面临的危机太严重了，我们生产的粮食，我们吃的东西里，肉蛋奶大量增加，口粮需要量在减少。现在我们的食物结构折合成食物单位，是1份粮食，2.5份饲料，饲料比粮食多3倍，粮食只有四分之一，可是目前还是光搞粮食不搞饲料，牛奶掺假，加三聚氰胺，肉掺假，加瘦肉精。现在我们出国的人往回带奶粉成了风景线了，不仅仅是奶粉，实际上问题大了。玉米进口，过去五年，进口增加了104倍做饲料。现在玉米比小麦贵，饲料公司配饲料用小麦不用玉米了，简直成了世界上的奇闻。怎么颠倒到这个程度？我说的九连增隐忧就在这个地方。不搞牧草不搞草地农业只种粮食没前途的。在《新华文摘》引用的文章里，我就说，耕地农业走到了尽头，不改革不行了，所以如果说要转型，就要往草地农业上转，草要进入农田，进入轮作，粮食不减产，饲料呈若干倍增加，这是办得到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实际上有余，人吃的两亿吨上下，而粮食产量差不多有六亿吨左右。何必要把它弄成饲料再喂牲口呢？牲口本来是要吃草的，如果喂粮食，形成消化不良，代谢病很多再去治病，问题太大了。
2003年8月，任先生考察内蒙羊草草原
王：最近您在媒体谈到农业伦理的问题，您认为在我校相关科研中，应该避免出现哪些情况？
任：我搞农业伦理问题已经多年了。多年来我感觉到农业伦理上出了差错。学农的人，不关心社会科学，不懂伦理学，知识窄到这种程度，能称为一个很好的科学家吗？所以伦理学的问题就是把农业的问题跟社会科学接个头，交叉一下。我曾说：杞人忧天，草人忧地，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读社会科学的书，这是一忧，不读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通的科学家。这个伦理学的问题，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咱们全国禁牧，有一个时期，放牧就是罪恶。放牧本是天经地义的，怎么可以把家畜都关在笼子里呢？养鸡、养猪可以关在笼子里，但也不好，尤其是牛、羊这些家畜。荷兰这么小的国家，人家的牛在草地上放牧，人家是与海争地啊！荷兰人很自豪，说上帝造人，荷兰造陆，他们是那么小的国家。而我们说放牧破坏草原，废除放牧改为舍饲，光靠喂，喂得了吗？一个人割草喂七只羊就到头了，怎能富起来呢？怎么达到小康呢？不行的。所以说把好多东西都颠倒了，花了很多钱搞禁牧。这类问题对农业系统来说是违背伦理的，对家畜来说也是违背伦理的。我觉得伦理学的问题很大，而且基本空白。在草地农业中把社会科学加进去，我们的经济学、伦理学、农业系统发展史这三个学科加进去以后，我们草业科学的学生的知识结构会是比较全面的，文化素质会提高。在国内是较为全面的，在世界上也是较为全面的。
2008年参加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
王：您还有什么人生经验给我们分享？
任：我个人天资并不好，也就是中等水平。我哥哥任继愈告诉我，人的成就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不是看天资而是看勤奋。人的智商差别很大，但是，差别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后天的锻炼很要紧，是品质锻炼，意志的锻炼。心要宽，不要去记那些不愉快的。你看我写的《草业琐谈》，感念了好多人，一个坏人也没有。为什么呢？我没有看见过坏人吗？我没有挨过斗吗？哪些人你记他干什么？社会总是前进的，用这个胸怀去容纳，不要计较个人的事。把个人放进历史当中，不要在历史外头，觉得这不合适那不合适，这就是你的位置。命运这东西实际上是机遇，不能选择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应该找到自己生存的道理，应该找到发展的道路。如果离开某个环境就不能发展了，就哭天抹泪的，就活不下去了，那种人没有生命力，给你好环境你也做不好。所以这叫“知命”，知命是认识环境。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要稳定，不要东张西望，认准了你就做。好多人看别处好就走掉了，离成功只差一步。我自己有个特点：坚持。我不轻易动摇。那个时候美国人叫我去，别的地方叫我走，机会特别好，我不走。在甘农大我那个草原站23年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我就东凑西凑坚持下来，后来宋平书记到我那里去看了一天，情况才转变过来。有些观点也是，草地农业系统刚提出来的时候没什么人接受，后来这个文章在《农业经济研究》发表了。后来人看了觉得太惊奇了，1980年就提出这个观点，太先进了。像这类的事都一样，认准的事就踏实做下去，这是做人的本分。为什么一定要多高多显耀呢？不要这样。每个人踏踏实实做工作，我们国家就有希望。
任继愈
我哥哥任继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初中写日记到现在，一天也没有断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怕牵连别人，一把火烧掉了。我觉得记日记对我很有帮助，每天静下来写日记，自然要想一想。我本来就挺忙，我当选院士以后，事情就更多一点。我哥哥看到这个情况，送我一幅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个对联对我晚年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要把心静下来，你不管多忙多累，心里要保持一片平静，冷静地想一想去做点什么，还能做些什么。每天有这么一段平静的天地，从这个纷扰的社会中脱离出来，非常重要，这是我晚年的体会。
2012年，任继周先生视察兰州大学草坪实训基地建设
王：非常感谢您的讲述。请您给我们的留言簿上留言。
任：好。
（写）：道法自然，与环境友好相处。
任继周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人物介绍】
任继周，1924年生，山东平原县人，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名誉院长、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名誉所长。
1948年中央大学（现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畜牧专业毕业。1948—1950年，任继周师从我国草原科学奠基人王栋教授，专攻牧草学。先后在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单位从事草业科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84年被批准为我国第一位草原学博士生导师。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草原系主任，甘肃农业大学副校长。1981年任创办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1992年甘肃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由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和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共同组建的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任继周为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2002年，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整体并入兰州大学，成立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任继周任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任继周的主要学术与社会兼职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至第七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至第三届成员、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科协第六届委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至第四届委员，中国草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副理事长、第一副理事长、首席顾问，国际人与生物圈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草原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Rangeland Congress) 连续委员会成员，《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编委，《国外畜牧学——草原与牧草（现名《草原与草坪》）》、《草业科学》、《草业学报》主编、名誉主编。
作为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业科学重点学科点学术带头人，任继周的主要科技成就与贡献如下：
创立了草原的气候—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成功地应用于我国主要的牧业省（区），现已发展成为我国公认的两大草原分类体系之一。在我国率先开展了高山草原定位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草原改良利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措施，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该理论与技术体系现普遍应用于占我国草原总面积约1/3的青、藏、川、甘等高寒牧区。研究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新指标—畜产品单位(Animal Product Unit，简称APU)，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APU已被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采用，被国际权威机构用来评价世界不同地区草原生产力（见《World Resource》，1987）。研究提出了草原季节畜牧业理论，已为我国牧区广泛采用，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水平。研究提出了草地农业系统包括前植物生产层（自然保护区、水土保持、草坪绿地、风景旅游等），植物生产层（牧草及草产品）、动物生产层（动物及其产品）及外生物生产层（加工、流通等）等4个层次。这一理论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是对传统的草原生产和农业生态系统概念的更新和发展，草地农业理论已为我国政府部门及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在南方草地，黄土高原和内陆盐渍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果。
研究提出了系统耦合和系统相悖的理论。在我国草业学术界，开系统科学理论与草业科学理论相结合的先河。提出草地农业中不同亚系统间的系统相悖是我国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而不同亚系统间的系统耦合和草地农业系统外延与种植业、林业等系统的耦合是遏制草地退化，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一理论甘肃河西走廊山地州荒漠系统中成功地得以应用。
在我国最早开展了草坪运动场、高尔夫球场的建植与管理研究，建立了一整套建植、管理的理论与技术，已为生产实践普遍采用。先后创办并主编了《国外畜牧学—草原与牧草》、《草业科学》、《草业学报》，后两种已被国家确定为中文核心期刊，并被CABI做为其文摘基本刊物。
创建了我国高等农业院校草业科学专业的“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草地农业生态学”等4门课程，并先后主编出版了同名统编教材。自50年代中期便开始培养草原科学研究生，创建了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我国唯一的草原生态研究所。
任继周院士共主编出版了大学统编教材4本，工具书4部，专著10本，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两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等奖一项。1978年被评为甘肃省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美国草原学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9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0年被人事部等部委授予全国优秀农业科学工作者称号。2009年荣获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一获奖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感动甘肃人物、甘肃省情系陇原-献身教育特别荣誉奖、百年兰大-特殊贡献奖荣誉称号。2010年荣获中国草学会首届“杰出功勋奖”。2011年荣获国务院扶贫办“友成扶贫科研成果奖”和CCTV三农人物。1988年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出资设立了任继周教授奖学金，专门用以资助中、新两国农业领域内学者、学生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