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1月20日9:30-11:30
地点：祁连堂 318室
人物：郑晓静
访谈人：王秋林
拍摄人：焦燕妮
文字整理：焦燕妮
王：郑校长，您好，我们兰州大学档案馆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就是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记录我们老领导、老校友以及一些老朋友对兰大历史的记忆。我们今天就是想请您做个回顾。您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追随叶开沅教授到兰大读博
郑：我祖籍是浙江乐清，出生在武汉市，1975年高中毕业，然后在湖北麻城当知青。1977年4月在农村入党，在农村参加高考，1978年3月被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录取。
那时高考报名同时就填报志愿。我父母希望我报北大或者清华，可我为了保险起见，自己报的第一志愿是华中工学院的自动控制系。接到录取通知书并报到后发现被调到力学师资班。我就这样开始学力学，也意味着开始走上大学教师之路。
1982年的2月，我通过参加考试成为华中工学院力学系硕士研究生。当时，华中工学院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作为兼职导师，兰州大学的叶开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我作为学校重点培养对象之一，被安排师从叶开沅教授。我就这样开始成为叶先生的学生，也就这样开始与兰州大学联系起来了。
当时虽然是叶先生的学生，但还只能是名义上的，主要是很难见到叶开沅先生，写信也几乎不回。记得在1983年过完春节后，我自作主张来到兰州大学，希望能在兰大研究生宿舍住下，以便能经常得到导师的指点。可是，不仅没见到导师，而且还因兰大无法安排住宿，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就又回到华中工学院。整个硕士学习阶段，只有两次见面机会：分别是叶先生到贵阳和昆明讲学各一周，让我跟着。然而，即使时间短暂，但听叶先生讲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气度非凡，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6月份，硕士论文答辩后，我被留在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已更名）力学系任教，但叶开沅先生直接找到朱久思校长恳请同意让我去兰州大学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尽管朱久思校长同意了叶先生请求，但实际上力学系系主任李灏先生，随后就把我推荐到美国读博士学位，并将我的个人材料和他的推荐信一并寄出。那一阶段，我自己非常犹豫：一方面很希望去美国留学，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能辜负了叶先生。最后，促使我离开母校和鱼米之乡，来到兰州大学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离解决非线性板壳力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只有一步之遥。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问题呢？简单说，就是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精确求解。这个问题的基本方程，是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于1910年建立的、针对航空工业减轻飞机自身重量这一关键和紧迫需求，而建立的一个双变量耦合的非线性微分方程。方程问世后一直吸引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力图获得其精确解。除国际学者外，我国学者钱学森、钱伟长（当年是冯•卡门的博士后）以及叶开沅等都对此有过重要贡献，但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近似解析求解。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是，圆薄板受中心集中力作用的大挠度问题精确解，这个问题在数学上不仅是双变量耦合的非线性微分方程，而且还是奇异的，其精确求解更为困难。
我于1985年3月来到兰州大学攻读固体力学专业博士学位。在读期间，不仅给出了圆薄板受中心集中力作用的大挠度问题精确解，还给出了以钱伟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的近似解法的收敛性证明，以及相关遗留问题。1987年11月，钱伟长先生专程来兰州大学，主持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988年，中国力学学会推荐我获中国科协的首届“青年科技奖”（该奖即为现在的“中国青年科技奖”）。在我的获奖评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她的研究方向长期以来是非线性固体力学的重点，所得结果已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是五十年来该课题最完备的一项研究。”
感念学术氛围 扎根兰大
王：那您又是如何留在了兰州大学工作，是作为人才引进的吗？
郑：那时有没有人才引进这一说，我不清楚，反正我是无条件留下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前，时任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张映槐同志找我谈话，希望能够留下来，说是学校需要人。其实，那时我已联系好去钱伟长先生任校长的、现在的上海大学工作。要知道，当时我在兰州大学读书，非常艰苦。一方面不习惯吃面食，另一方面气候干燥常使我嘴唇干裂流血。交通也不方便，回武汉没有直达列车，等等。而且，当时张书记没有给我任何待遇和工作条件的承诺。不像现在，到西部工作，又是高薪引进，又是级别提升，还有支援西部的觉悟等等，而且现在兰州生活条件比当时好多了。之所以答应张书记，就是觉得，自己是党员，听从组织安排；况且，兰州大学学术氛围比较宽松，崇尚学术的氛围比较浓郁，学风和学术声誉好，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继续做研究。现在看来，出发点很简单，也“很另类”。
王：叶先生在力学领域是很有声望的学者，您作为他的学生，他给您留下什么印象，以及对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品味大师风范 铸就学者风格
郑：实事求是地说，叶先生对我硕士和博士期间的指导是非常宏观的。题目是自己选定的，他当时认为题目太难，但并没有坚决反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难点突破后的把关，并从中知道了导师的作用和什么叫严谨。记得当我把自己完成的对精确解收敛性的数学证明交给叶先生后，他告诉我，如果证明是正确的，那这个工作就非常不错。于是，他出面，请兰州大学数学系的陈文塬（山原）先生和朱正佑先生以及武汉大学的路见可先生对我的收敛性证明进行严格审查，因为他和我毕竟不是学数学出身。这几位数学学者认可了我的证明并指出需要完善之处，这使得我的证明工作在数学上是严谨的。之后，叶先生在外出讲学交流中，总是主动介绍我的工作，把我推向学术界。由此我切身体会到，导师在学业上对学生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对所做出工作的评判和把关，以及把学生推向学术舞台，而这正是一个年轻学者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
另一方面，就是感受叶先生的大师风范。那时，我们几个学生，一听说叶先生出差回来了，就相约到叶先生家与他聊天。在与叶先生的交流，甚至是海阔天空的交谈，包括对学术界同行工作的评价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评论中，耳濡目染到，叶先生对做出来好的研究工作的那种喜悦、对科学问题的把握、对社会问题的一针见血。也许当时自己不觉得，但其实这些已经给我以深刻烙印，那就是：崇尚学术、严谨求实、刚正不阿。
王：您在数学力学领域，应该说是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您却主要从事风沙环境研究。对这一重大转折或者说跨越，能不能谈一谈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研究进展和前景。
从天而降的中国青年科技奖
郑：还是从留校后不久就获得首届“青年科技奖”（即现在的“中国青年科技奖”）说起。记得是1988年9月中旬，我接到一封让我去北京领取首届“青年科技奖”的信函。当时感到非常意外，问叶先生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直到若干年后，我才听北大参加评奖的一位老先生回忆起当年的故事：力学学会从各常务理事推荐的人选名单中评出两位候选人（我估计是叶先生推荐了我并忘记了这件事），除我之外，另一位是清华的杨卫教授(现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推荐到中国科协参加评选。整个评审过程的材料准备包括评价和推荐材料相当复杂，但我一点都不知情，更别说参与。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个奖。我现在也参加“中国青年科技奖”的评审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初评和复评等，知道现在的报奖与当年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也经常给包括中国科协和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同志讲当年我的这个故事。回想当年，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类似的，为纪念中国学位制度建立十周年，由兰州大学推荐，我于1991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有点相当于现在的优博论文（但那是针对十年来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一个评选），整个过程我至今都不清楚，完全被动式。不过，现在真觉得那种评奖过程，是很值得回归的。
科研的动力更来自一种责任
郑：现在回答您提的科研方向转换的问题。我的体会是，对于一名真正的学者，其科研的动力不仅来自好奇心和不断获得的惊喜，更来自解决关键科学问题的责任和内心的充实。
我科研方向的第一次选择是在读硕士研究生阶段，主要出于挑战难题。当时，自己在华中工学院的图书馆中调阅大量叶开沅先生的论文以寻求一个与导师科研工作相关的切入点。尽管当时叶先生没有反对我以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精确求解为方向，但我和他包括我后来就此方向当面请教过的钱伟长先生，都对能否做出结果心中没有底。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的挑战愿望。
我科研方向的第二次选择是在留校工作之初，主要出于开创新领域。在实现了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精确求解方面的关键性突破后，实际上在此基础上拓展也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而且国内外力学界也有一批学者直到现在也是这么做的，而且还比较热门。但是，总觉得那种修修补补的工作不足以激发自己的好奇心。于是，在兰大数学系的资料室里， 我通过翻阅大量的资料，最后选定了电磁固体力学这个方向。那时，叶先生已经去了加拿大，我除了与我的同学加同事——我丈夫周又和博士商量外，没有其他意见和建议可供参考。当时在这个方向上，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个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团队做了部分工作，他们的理论预测结果与实验差距较大，这个领域的研究处于停滞阶段；而国内尚未有人涉足。我与周又和博士商定一道（当时我们连硕士导师也不是）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并很快于1992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的资助（我的第一个项目是1989批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基金）。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磁力的表征、力-磁-电-热多场多重非线性耦合问题建模和求解方法、以及材料本构关系等得到一系列实质性进展，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康纳尔大学的那两位美国工程院院士还主动专门专程来兰州大学访问交流，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专题研讨会并做大会报告，电磁固体力学也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指南中的方向之一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在200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我科研方向的第三次选择是在1997年前后，主要出于解决国家需求中的实际问题。1996年起我担任兰州大学科研处长，这使我对国情和省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学校“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除了对1993年5月5日发生在甘肃的那场“黑风暴”记忆犹新外，我国的沙尘暴在1998年前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高发期。作为一名力学工作者，我认为沙尘暴或者是沙漠化，其本质是沙尘在风力作用下的一种起动和输运过程，这就是典型的力学问题。而作为一名学者，特别是一名成熟的学者，科学研究的动力不仅仅是好奇心和解决问题后的惊喜感，更重要的是解决关键问题的责任感。这种关键问题应该是“顶天立地”——既是学科前沿的重要科学问题，又是国家特别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风沙环境力学就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结合点，其中涉及的多相介质（气流和沙尘）、多物理场（力、热、电等）耦合和多尺度（湍流中各种涡旋和沙粒到沙丘场，其空间尺度从微米量级跨越到公里量级）耦合这样的强非线性、复杂随机性问题，不仅仅是力学学科，也是许多其他学科目前的共性前沿问题。
当然，这一次的选择风险非常大，因为尽管我认为风沙问题的本质是一个力学问题，但是它对于我几乎完全是陌生的，而且它一直是地学家和生态环境学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力学工作者几乎很少介入。好在1997年我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兰州大学此项基金的首位获得者），这一基金所提供的相对宽松的科研条件促使我下决心迈出“转折”的第一步。自那以后，我的科研重心逐渐从电磁固体力学转到风沙环境力学。值得庆幸的是，不仅我们在风沙环境力学方面的研究得到学界的认可，而且由周又和教授主导的电磁固体力学也做得越来越好（在承担国家热核聚变反应堆ITER专项课题的同时，他们有关超导材料力学性能测试的科学仪器研制项目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批准）。
近十几年来，我们从野外测量和风洞实验、理论建模和计算模拟等方面对风沙运动及其影响进行了微观至宏观的系统研究。首先全面揭示了沙粒带电机理和规律及其风沙电场的方向和强度与大气电场的显著差异，定量预测出其对输沙强度和电磁波衰减等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被颗粒物质研究的专门期刊EPJE(欧洲物理-E)邀请撰写专题综述文章于去年发表。其次，提出了基于沙粒运动微观过程分析的3个新的统计量，建立了可再现数百平方公里沙漠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并预测其发展的跨尺度理论模型，由此给出的沙源厚度和粒径、风场风速和方向等对沙丘形态和移动速度等的影响规律均与野外观察定量相符。该工作被Earth Emphasis central of top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rch评为2013年的“key research article”，认为“对沙漠扩展过程及其与风速和沙粒粒径相关性的尝试是相当新颖和大胆”、“是一非常好的关于从单颗沙粒到沙粒群体运动的跨尺度研究”。文中有关风速和沙粒粒径对传输长度等影响的结果是工程中非常关心的。我自己也被邀在第24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大会上做仅有的两个邀请报告之一，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设在意大利的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总部还派专人采访我并在总部主页上专题报道：来自中国兰州的科学家可以模拟出沙漠的扩展速度。和我一起开展这一工作的薄天利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在这一工作基础上，我们可对固沙工程措施，如草方格的尺寸设计，以及铺设布局方案进行优化，并可定量预测其遏制沙漠扩展的效果。我们联合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在民勤进行相关工程标准的制定和示范推广，这方面工作得到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支持。这种自己研究成果被国家采纳并付诸实施，使我倍感内心的充实，是我几十年科学研究的一种全新体验。
关于行政管理工作
王：1996-1998年，您担任（兰州大学）科研处的处长，后来担任副校长，主要分管科研，一段时间还同时分管学校的科研和本科教学，2007年起还担任兰州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直到2012年您被教育部调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任校长。您能否谈一谈在兰大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和体会？
郑：体会很深。从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挑战。讲个有趣的事情来从一个方面看对我的挑战之大。甘肃省科技厅的一位老领导（最近退居二线了），我1996年担任兰州大学科技处长的时候，他是省科技厅的一名处长。2010年我和他在一次见面时，他说，我是看着郑晓静，从跟我们说话脸红，到现在说话脸不变色心不跳。我想这就是一种历练吧，酸甜苦辣，非常磨练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把学校的管理工作放在优先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的位置，因为前者毕竟是为大多数人的，是组织交给的工作。可能与通常不一样的是，我是以一种研究的态度和视为事业的责任感来从事管理工作，因此是非常用心、非常尽力的。这一历练过程也让我的眼界和胸怀更加开阔，使我对高等教育有了相对深刻的理解，自身潜力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各方面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我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能较快推进学校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应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在兰州大学的积累和锻炼。
至于印象深刻的事情，比如在分管本科教学的2002年底，我就提出要规范教学秩序，然后与当时的教务处长张正国同志一起，争取到学校的3000万元投入，用于改善本科教学基本条件，这在当时学校财力紧张情况下是非常不易的。对此，感谢学校主要领导的支持。而这笔经费的有效使用，为后来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获“优秀”非常关键。再比如，在分管科研时，在学校设立了“纯科学基金”和“交叉科学基金”，这是对兰州大学这样一个以基础研究见长的综合性大学来说，理论上讲，应该是影响长远的。再有，我们还积极促成了与金川公司的实质性合作，这一合作被教育部评选为校企合作十大案例之一。等等这些，应该说是有些“原创性”，能做成，是得到了学校党委和行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大家的支持的，这也让我很欣慰。
王：我印象很深的是2001年在榆中校区召开的科研工作会议，您做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精彩报告。这也是一个可能对学校发展很有影响的一件事情。您能介绍一下吗？
郑：是不是对学校发展很有影响，我也没有仔细论证。您不提这事，我可能都不太会记得提起这事。我只记得会后大家反映不错。当时中文系的张文轩老师还对我说，想不到你一个学理工科的还有这等人文情怀。后来，胡之德老校长见到我，说他那天没参加会，听大家说报告做得不错，可否把PPT发给他。其实那个报告以及那次会议的成功召开，除了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外，还是当时科研处，包括冯博学处长以及王骝和霍红辉两位副处长等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在1996年，也是国家“九五”第一年，任学校科研处长。当时整个“八五”期间学校争取到的科研经费总共只有3400万。我当时就想法把这个指标提上去，遭到一些老师们的不理解，认为我只盯着“钱”。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钱”的问题，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学校的科学研究在国家科技战略布局中的位置、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统计意义上来讲，或者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如果一个学者的科学研究得到来自国家或者企业的经费支持，至少说明是被需要的，是被认可的。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观念的转变问题。“九五”结束后，学校的科研总经费达到了7800多万，这里除去国家投入增加的因素，主要还是学校发展的结果。但这远远不够。为此，在当年科研工作会议的报告中，用了一系列数据，通过自身的纵向比较说明：我们在前进，我们在发展；通过与其他高校的横向比较说明：我们有差距，差距在拉大，形势严峻！通过对学校项目结构和人员结构的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大师级学者、权威学者偏少；科学研究的帅才偏少、后备力量不足；基础研究队伍有一定规模，但结构不够合理，实力显示度有待提高；应用开发研究队伍有所发展，但规模需要扩大，亟待培育；通过对科研管理工作的分析说明：科研环境需要改善、科研结构需要调整、科研管理需要完善。最后指出：“科研工作的规模和层次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以一流的科学研究培养一流创新人才，以一流的科学研究带动一流学科成长”。我记得，当时还专门用一张片子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合理的学科结构，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是科研人员智力的‘生态环境’。那些可以称之为人才的人，当然需要丰厚的物质待遇，但他们更看重自己智力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给他智力的种子‘一滴水、一抔土’，也许就能扎根生长。在兰州大学的学术田野里，我们更愿意看到千万‘小树’的枝头站满欢歌的‘小鸟’”。同时，还在一张片子专门对老师们提出：“有深厚的学术底蕴，有深邃的学术目光，有高尚的学术气度”以及“树立精品强校，精品砺志，精品树人的学风旗帜”和“严谨求实的自律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的要求。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用数据分析问题的做法以及一些包括学术生态环境和学风的提法，还是相对超前的。这当然是受自己自身学科风格的影响，也是作为一名学者的体会和愿望。
尽管那次会议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尽管现在更强调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但我觉得一点也不过时。显然，要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离不开科研的积累和科研的视角，因为我们是要培养创新人才，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并超越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引领者。
值得一提的是：我自分管兰州大学科研工作后，就不再申请省上科技厅的项目，也没有再报过甘肃省的奖。我的科研项目都是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包括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不受名额限制，公平竞争。这样做，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出自内心需求：问心无愧。
关于对兰大的感情
王：您在专业研究和行政管理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看到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也感觉到很高兴。您后来又成为院士，应该说兰大以您为荣，请谈一下您对兰大的感情。
郑：您过奖了，是我以兰大为荣。我能在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特别是数理学部的院士，我很欣慰。在我之前，兰州大学还没有过数理学部的院士（不包括离开兰大后当选的），我的导师也不是院士。不仅如此，2010年我还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工程学部的院士，这也是兰大一直没有过的。但尽管如此，兰州大学深厚的数理基础和影响，不仅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而且兰大在学界良好的学术声誉，这也是对我有帮助的。记得我曾经请教过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李大潜先生：如何理解一个学校的学术声誉？他的回答是：一项科研成果，哪怕具体人可能大家不了解，但因为是出自这个学校大家就相信，这就是这个学校的学术声誉。由此，我想大声呼吁：请大家一定要珍惜好、维护好这非一日之功得来，但可毁于一旦失去的兰州大学的学术声誉！
说到我对兰大的感情，我想，不仅仅来自于师从了叶开沅这样一位学术大师，也不仅仅是来自于在1988年和1992年分别两次先后“破格”（我从一个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等等），而在于“兰大现象”所折射出的那种兰大精神。她的那种自强不息，她的那种艰苦卓绝，应该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想当初我留校，没有科研用房，到1995年从美国回来，写基金本子还是在新文科楼，等学生下课后的教室里完成，打扫卫生的工人来了，就赶紧再换一个教室；没有必要的科研条件，当时连激光打印机也不舍得买，大米还是由武汉的家人给托运来的。但正是这样一种兰大精神，给予我和一批兰大学子那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顽强的学术生命力，这对一个学子的自身成长是一种坏事变好事；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以及由此淬炼出的一批批在兰大工作的学者们支撑着兰大薪火相传，享有盛誉；更是这样一种精神，让我们在与兰大发展同甘共苦的奋斗中感情至深且倍加珍惜。
兰大应该而且一定能发展的更好
王：最近我访问舒红兵，也谈到您讲的这个意思。我前段时间去了武汉，参观了华中科技大学，很漂亮，他们有个校史馆，里面有您的照片。
郑：是的。2012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李培根校长邀请我作为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在庆典大会上发言。尽管离开华中科技大学这么多年，但我的确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快速发展和提升感到自豪，同时也时常感到没有参与她的发展、为她的发展尽力而内疚。我从她那里迈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却把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阶段留在了兰州大学，百感万千，但无怨无悔。我相信兰州大学一定会、也应该会发展得更好！
当然，在现阶段，特别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我个人认为，一方面兰州大学面临新的挑战：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竞争更加激烈。如果说当年我们这一代博士，如：涂永强、王锐、周又和等留在兰州大学到后来成为各自学科的带头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拼搏，这个成长周期随着国家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以及大批留学人员的回国，新人的成长周期缩短了，这在北京、上海等地区更为明显，而在西部特别在兰大则还是比较艰难，差距可能更大。因此，更需要学校做出全方位的努力，不仅是待遇上，更是氛围上，引育并举，珍惜那些还在兰大、还在为兰大做贡献的学者，特别是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那些学者。但是，在另一方面，内涵式发展也给兰州大学带来新机遇。如果说世纪之初的高等教育外延发展，由于兰大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有限，那么现在的内涵发展，相对来说，使得高校发展受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影响减弱，而所需要的潜心学问、专心育人氛围和风气，这些兰大的传统，再次成为一种比较优势。所以，我相信，在这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兰州大学一定会再次异军突起，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王：谢谢郑校长。
人物简介：
郑晓静：女，汉族，浙江乐清人。1958年出生于武汉。1978年3月至1984年6月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力学系学习并先后获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3月至1987年11月在兰州大学力学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1987年12月至2012年7月在兰州大学任教，1988年任副教授，1992年起任教授，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2010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工程学部院士。2012年7月起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现兼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妇女联合会常委、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荒漠化与风沙灾害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Computers， Materials & Continua》共同主编、《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和《固体力学学报》主编等。
曾获“中国青年科技奖”（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联合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997）、宝钢全国优秀教师特等奖（1997）、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8）、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7）、IEEE超导委员会“The 2007Van Duzer Prize”、 “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