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1月24日9:30—11:30
　　地点：陕西师范大学离退休教职工活动中心会议室
　　人物：张光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红叶
　　文字整理：段小平 红叶

　　王：张先生，您好。我是兰州大学档案馆王秋林。我们正在开展“萃英记忆工程”工作，就是以录音录像的形式，留存兰大人对兰大的记忆。经史启祯先生推荐，我们知道，您曾经是兰大化学系主讲四大基础课的“台柱子”老师之一。所以，今天我们专门来听您讲述一些对兰大的回忆。请您先做自我介绍。

　　张：我的经历很简单。我是西安市人，中小学都在西安市上学，1950年考上兰州大学化学系。当时有一个印象，兰大化学系在西北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就报了兰大化学系。结果很幸运，被录取了。1950年9月进校，当时学校在萃英门，我们学生按院系分别住在“嵩山堂”、“衡山堂”等处 ，我住在“泰山堂”。上课在“天山堂”、“贺兰堂”、“皋兰堂”，那时，化学系的办公、教学和实验室都在“天山堂”。学校开会就在“昆仑堂”。图书馆设在“积石堂”，工会设在 “至公堂”。我们经常在那里活动。毕业后留校任教。

　　【领导生活很简朴】因为在兰大工作将近20年，对兰大有很深的印象。兰大校领导生活都很简朴。江校长、林校长他们都是老革命了，穿着都很朴素。到兰州饭店去开会，他们都是步行去。生活上都很简朴。住宿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就住在教授楼里头，房子里也没有什么陈设，也没有什么装修，很朴素。对学生很关心，只要学生有困难，他们都设法给解决。当时从四川来的同学比较多，不知道兰州天气的情况，拿的衣服都很少，穿得都很单薄，兰州冬天又冷，林校长就想办法给他们买棉衣和棉被。那个时候也没有暖气，床上铺的都比较薄。林校长就给大家想办法，买些麦草，做一个垫子铺上。冬天给大家弄些煤，生炉子取暖。教室里大概也是这种情况，就是生一个大炉子。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

　　【一切工作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从兰大的工作来讲，就是一切工作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兰大整个的工作是围绕着教学和科研工作来进行的。特别是江隆基校长到兰大工作以后，他提出要稳定教学秩序，不能随便停课，不能随便出去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市上安排、区上安排的打扫卫生等，他说不行，不能破坏正常的教学秩序。他抓得很紧。所以江隆基校长对兰大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尊重教师】除注意教师培养外，同时也很尊重教师，比如说，对朱子清教授，他虽然在“反右”的时候，人家说他有右派言论，但是在工作上，一直还是很重用他，没有因这些问题鄙视他的情况。另外，因他年纪比较大，当时就派人照顾他的一些生活，如给他买面买油啊，买煤啊。历史系由山东大学调去一个很有名气的专家叫赵俪生，当时江校长都去听他的课。所以对教师很尊重。

　　【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对年轻人积极培养。那时候兰州条件不好，有些人不愿意到兰州工作，所以要自己培养人才。一方面派人到校外去学习。物理化学教研室的孟益民老师就到北京大学去学习。从培养人才来讲，他们着重于自己培养。另一方面，还请外头的专家来讲学。当时就请现在的科学院院士高鸿先生到学校讲了一段仪器分析课程，因为这本教材是他编写的。还请了武汉大学的曾云鹗先生，他是留苏的，给我们做报告，谈科研发展的情况等等。

　　学校领导也很注意引进人才。只要有特长的专家学者，他们就会尽量争取。院系调整的时候，教育部确定复旦大学一批教师支援大西北，学校就积极地去联系，结果争取到了朱子清先生（当时是化学学部的委员，就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陈耀祖先生（后来也是院士），还有黄文魁先生（有机化合物合成专家），还有刘有成先生（大概1953年到兰大的），留英的。他们到校以后对科研和教学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学校的声誉。

　　【重视基础课教学】兰大重视基础课的教学，注重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实验操作的培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所以一般情况下把有经验的老师，都派到教学第一线。那个时候基础课都是很有名的教师教的。像朱子清、黄文魁、陈耀祖这些人都担任一些教学工作。留美学者陈时伟、左宗杞，还有兰州化工研究所的所长戈福祥，工业化学家韦镜权（音）他们分别讲授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和工业化学。

　　这些都是非常有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的老师。对培养我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教师和学生要求都很严格】学校对教师要求很严格，教师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

　　如果教学第一线的老师经验不足，就要求试讲，试讲通过以后，才能够上课。上课的时候必须要有教案，有讲稿，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来进行工作。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上课的时候要能够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实验的时候要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我们都是按这个执行的。因此兰大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扎实，解决问题的能力强。

　　比如我们上实验以前，我们（教师）必须自己先做一次实验。为什么自己先做呢？因为教辅人员配试剂药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教师）不亲自做一下的话，学生做实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自己要先做，把出现的问题记录下来，看学生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和我们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便于给学生解答。另外再做一个定量分析实验，要有一个准确数据，这些样品我们自己先做，先做一个可靠的数据，然后再将这个样品给学生去做。学生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看他的操作技术，另一方面要看他所做的数据、结果，看和我们的符合不符合，不符合就要重做，有的时候让学生反复做3、4次，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还要贯彻一个勤俭节约的教学方针。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初期，兰州交通不便，设备条件都比较差一点，仪器药品都比较少。所以就要求学生节约使用药品，爱护设备。有一次，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做实验的时候，把一个称样品的玻璃表面皿打（坏）了，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左宗杞先生，就批评说，你看，现在我们教学设备这样困难，仪器设备这样少，你打碎一个，后边学生可能就没有用的了，会对实验造成影响，以后要注意一些。有一次，我们到物理系做一次共鸣实验，我们班一个同学在敲击共鸣管的时候不小心，把上面一块儿给打坏了。物理系系主任就来了，说你给我打坏了，我这个东西是从太平洋过来的，那意思是进口的，现在你打破了，我就没啥用了。这对我们教育都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在以后实验过程中尽量爱护仪器、节约试剂，不给国家造成浪费。

　　那时候蒸馏水都是拿一个蒸馏瓶来烧，总不够用，所以就要节约用水。我每次上实验以前，都要给学生强调一下，要节约用水，后来一个学生有点烦了，他说，你老说这个事情，显得不太高兴。那我就不讲了，但是，我就注意他，看他是不是在按要求用水。有一次发现，他在洗烧杯的时候，竟然倒了一烧杯的水来洗。你说我讲了多少次，不要再讲了，都已经记住了。为什么你现在还这样浪费？我就狠狠地批评了他，以后就有所改变。

　　在上课方面，教研室要求也很严格，刚才我谈了要有讲稿，还要有教学工作记录。记录今天上课的情况，学生做实验的情况，出什么问题，你如何解决的，有一个表，要求填的。教研室要收看所填的这些东西，有时候会抽查讲稿，事先不通知。有些同志写得比较潦草，就受到批评。当时我写得还是很认真的，没受过批评。

　　学校要求年轻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平时要和学生接触。每一个礼拜要有一个晚上是辅导时间，教师就到学生宿舍里去。这样就既方便学生，也便于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王：您把当时四大基础课“台柱子”的事情讲一下。

　　张：当时讲普通化学的是陈佩芳老师，她教学很认真、很负责，而且教学水平比较高，很受学生欢迎。她去世以后，我的同班同学杨汝栋接替她的工作。杨汝栋同志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教学内容丰富，启发性强。也很受学生欢迎。鲍启申是教有机化学的，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讲课很生动，很活泼，学生很喜欢听他的课。张汉良是教物理化学的，四川大学毕业，陕西人，他讲课很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我是从1958年开始上课的。先是给生物系讲分析化学，一年后，到化学系讲课。我讲课内容比较丰富，备课扎实，讲课认真，能够把教学内容贯穿到一起，给学生一个思路，同学还是比较欢迎的。但是，我的缺点就是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管是课堂还是实验。当时学生有些接受不了，给系主任反映过意见，说这个老师太厉害了，对学生要求太高了。系主任也对我说过，后来我也有所注意。但是，这些同学毕业以后，给我写信说，非常感谢我，多亏你那个时候的严格要求，我们出来工作才能够胜任。

　　【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教学】在教学安排上，除了上课外还要下乡下厂，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教学，改革教学内容和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那时候下去劳动提出来要过三关，一是生活关，因为你城市生活过习惯了，到农村去吃饭就有问题，要过生活关；二是劳动关；第三个就是要改造世界观。这三个关过了以后就算你劳动成效不错，就可以回校。如果感觉到你还有一点欠缺，那么就延长一段时间。到你确实达到了要求，才可以回学校。

　　我们曾到玉门油矿、河西堡氮肥厂去搞生产和教学实习，或者在校办农场劳动锻炼，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哪一班的课，就要和哪个班同学一同到农村去参加夏收劳动。我们到甘肃武山县去收麦子，那里都是沙地，麦子长得很薄、很稀，都是用手拔（比划），这就叫体会农民生活。这个对我们教育也是很大的。农民确实很辛苦，而且粮食也来之不易。我们在农民家里轮着吃饭，有的家庭情况好一点就给你白面馍，一般就是糜子面，高粱面。下放劳动时，我们住在一个山沟里头，底下是黑河，农民住在山上，吃水相当相当困难。就是从河里头把水一担一担挑上去。而且这个河水是浑的，黄的。我们下放的干部，一个人挑不上去，大家就相当于接力赛，排成一行，你担一段交给他，他再担一段交给我。所以，对节约用水是非常深刻的。农民怎么办呢？农民就把洗碗的水沉淀下来，把沉淀物一倒，再用来洗碗呀、喂猪呀等等，所以很艰苦。

　　我曾带学生到沈阳冶炼厂和河西堡氮肥厂，去搞教育实习和教学实践。与工人师傅同吃住，向工人学习生产实践知识，同时帮助厂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也下去了，在甘肃平凉地区，我除了劳动外还兼搞分析化验工作，将炼出来的铁、挖出来的铁矿石进行分析化验，当时条件非常简陋，仅有两支滴定管和几个烧杯、烧瓶及主要的一些药品。经过分析，所炼出来的铁，铁含量比矿石里的铁含量还要低，这个结果我不敢上报。恐怕自己做错了，万一给你上纲上线，说你破坏大炼钢铁，这个就受不了呀。所以就不敢报。后来天水化验室来了以后，他们的设备比较好一点，我再去做，经过分析后，与我前面所做的结果基本一致，才将结果上报，并解释了原因，后来就不再炼了，返校上课了。

　　王：要不是分析出这个结果，可能还继续在那里炼铁？

　　张：是呀！那将造成多大的浪费呀。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印象很深的。就是说，所学的东西要为国家的建设服务，同时也要将你在学校里学的知识用于生产实际。这个也是兰大注重实践的一个结果吧。

　　在培养人才方面，除了承担学校教学任务以外，还有其他任务。我在兰大的时候，到平凉去办过分析化学短训班，那个班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文化水平比较低。因为突然接到那么一个任务，也没有讲稿，讲义，什么都没有，必须给学员写实验流程，实验原理，怎么进行实验等材料。最后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写了两本讲义，印发给学员，人手一册，学员非常满意，顺利完成了学校交给的任务。

　　【科研风气很好】除了教学以外，还要搞科研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关系）方面，提出“教学为主，积极地开展科研工作”。为什么叫“积极地开展科研工作”呢？因为当时年轻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比较低，因此要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开展科研工作，用科研工作来推动教学，以教学引导科研工作，使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当时教学任务比较重，搞科研工作的时间比较少。怎么办呢？就利用中午吃罢饭和晚上的时间搞科研。如果我假期不回家，一个假期就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所以兰大当时的科研风气很盛行，风气很好。一到晚上实验室都是灯火通明，大家都在里头做实验。有的同志，因为他的工作不需要大型的仪器，有个量筒就行了，就拿到家里头去做。所以都很辛苦。还有黄文魁老师，简直是一个科研狂。一吃罢饭，急急忙忙就跑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去了。即使“文化大革命”里头批判他，他还在进行科研，后到广州送科研样品鉴定时，由于飞机失事而遇难。那段时间，大概在1963-1965年，兰大在全国发表的论文较多，在全国影响也很大。

　　1958年，我去参加在南京大学召开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讨论会，会上教育部要求制定分析化学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我也参加了讨论。后来又参加了国家教委组织的分析化学的教材编审组的工作，和分析化学界的同志一块儿研究分析化学的教材编写工作，从中学习了不少东西，对后面的教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一共参加了三届教材编写委员会的工作，最后国家教委还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

　　【兰大的学生不错】兰大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扎实，实验操作熟练，能够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工作认真负责。兰大分配到西安来的学生，因为有工作关系，我有时候接触到那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他们反映，兰大的学生不错，在西安的影响很好。总的来讲，兰大学生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因此在全国出国留学考试时，兰大化学系考了全国第一（注：指上世纪80年代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国科技大学等十一所大学推荐参加赴美研究生培养规划，简称CGP项目），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因为兰大重视人才的培养，同时又善于汲取外校经验的结果。

　　【没有兰大就没有我的今天】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后，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也获得了一些荣誉，还担任过科研处的领导工作，制定了一些科研制度和办法。这些都要归功于兰大的培养，没有兰大就没有我的今天，可以这么说。

　　另外还要感谢兰大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到师大以后，为了搞教学工作，需要一些药品、文献，我就给兰大化学系的同志写信求助，他们就给我寄来了，这样就有利于我开展工作。我有个研究生要做有机试剂的合成工作，由于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就派他到兰大有机化学教研室学习两周，他们免收住宿费和学习费，在此，我对兰大表示感谢。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母校对校友的一种关怀。

　　王：好。非常感谢您的讲述。请您在我们的留言簿上题辞，留个纪念。

　　张：（写）“祝母校更加繁荣昌盛，为祖国社会主义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王：我们今天谈到这儿。谢谢。

人物简介：

　　张光，男，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陕西省西安市人，生于1930年。195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1972年调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曾先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分析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理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学研究处处长，校科技服务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副主编。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分析化学教材编审组成员，中国化学学会陕西省分会理事，分析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有色金属学会分析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和西安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委员会评委，《痕量分析》编委。199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