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11月17日9:30
　　地点：兰州大学陈文塬住所
　　人物：陈文塬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焦燕妮
　　文字整理：焦燕妮

　　王：陈老师，您好，我们是学校档案馆的，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叫作“萃英记忆工程”的工作，请老先生回忆一下过去的事情。今天请您讲一讲在兰大的工作。

关于我的名字

　　陈：我叫陈文塬，我名字里的“塬”本来是山字旁的，但是山字旁的“山原”用计算机打不出来，就用现在的“塬”了，凡是我们学校的都改成了“塬”，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还写“山原”，或者就用别的字代替。我这个名字造成的麻烦挺多的，经常在邮局、银行等地方出麻烦。不过，现在也没多少用处，用哪个字都可以，我也不在乎。

一直在这里

　　王：您是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来兰大的？

　　陈：我是1954年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毕业后分配到兰大的。

　　王：毕业分配的时候，有没有报过志愿？

　　陈：我当时报过志愿，那个时候年轻，就希望到各个地方去转，我是湖南人，在东北上学，毕业以后我就希望能够到处跑一跑，结果就分到这里了。分到这里来就没动过，一直在这里。

　　王：您记得五六十年代数学系的一些人和事吗？

　　陈：以前基本上搞运动，学术方面的活动不是太多，因为不停地搞运动。我是一个小人物，也比较落后，所以，对外面的事关心得很少，说不上太多的事情，我们就是随着大流走的。

讨论班是对学生的督促和对教学的辅助

　　王：您曾经针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举办讨论班，当时背景是什么？

　　陈：其实就是一个学术活动，现在的seminar，在国外很普遍。在国内尤其是兰大，当时没有人这么做，一般搞大型的、短期的科学报告会，类似于我们这种学习性质、研究性质的比较少。我之所以倡导讨论班，一方面是自己想提高，觉得一个人读书得不到周围人的帮助，比较艰难；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培养人才。那个时候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水平还是比较低，需要提高。没有别的办法提高，从外面找人也找不来，提高的办法就是组织大家学习，一起学习研究，能够起互相促进、互相帮助的作用。刚开始所谓的讨论班基本上是学习班，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有恒心的，影响也比较大，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几届系主任都来参加过。

　　王：这个班是什么时间组织的？大概组织了多长时间？

　　陈：一直坚持下来了。那个时候怕人家说我们只专不红，一搞运动，我们只能暂停，不然要挨批判。断断续续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后，我就开始带研究生，利用这个机会把学生组织起来，讨论班变成了我们的学习课程。我的研究生基本上每个人都参加过讨论班，从头到尾参加，后来就比较正规了。我们当时的讨论班也没有名字，只是每次的内容有侧重，刚开始是泛函分析，后来我自己的兴趣慢慢转移到非线性，所以，就搞非线性泛函分析。慢慢扩展到微分方程、动力系统拓扑学、计算方法等。

陈文塬在讲课中

　　后来讨论的内容更偏重于研究。刚开始是学习性质的，后来更多的是讨论自己的工作。让研究生把自己的论文讲一讲，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还有什么好处呢？有时候两个人做的工作有联系，通过讨论班能够彼此交流。经常还有校内外、国内外的学术信息在讨论班进行交流，方式比较灵活，内容也不固定。

　　王：这种讨论的形式，您认为效果是不是比较好？

　　陈：反正我觉得，（讨论班）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督促。至少会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不然将来研究生毕业，上课都不会。每个学生既能得到别人的启发，也能启发别人，思想得到交流。

　　王：这种形式的讨论班，您每周要举行几次？

　　陈：最早的时候是一周一次，后来就多了。因为后来研究生太多了，一周讲一次轮不过来，每个人都要报告一下自己这一段时间得到的信息。对于研究生，你听几次讨论，听他的发言，就知道他的水平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程度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从他的发言里就可以掌握清楚了。他们的错误,一经讨论就能暴露出来。很多人的工作，在答辩以前就在讨论班上过了一遍，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定型有时候靠导师靠个人是不行的，讨论班能起很重要的辅助作用。有很多问题，我们是在讨论班上发现的。所以，我觉得至少是对教学的辅助。到现在为止，在我们这个研究方向上，讨论班的方法是一直延续的。现在教师不再是主体了，以研究生为主体。每个人主持的讨论班的规模和主题不一样。

　我的研究方向

　　王：您以前讲授过很多课程，为什么最终选定了非线性泛函分析作为研究方向？

　　陈：我讲课可能比较多。数学专业教学计划里的多数课程，我都讲过。原因是什么呢？国民党时期学习的课程是很少的，我们那个时候，全国学苏联，把苏联的很多教材、课程设置都拿来用。苏联模式的课程要求很扎实，一、二年级需要很深的基础，到三、四年级就分专业，比较尖端。对于苏联模式的课程设置，很多教师也不适应。但我沾了一点光，是什么呢？上大学的时候，全国和我们同一级的都在1953年提前毕业了，学了三年，只有我们班学了四年，四年级的时候学了不少新课，所以我参加工作以后，很多要开的课程都是学过的，一到兰大，驾轻就熟。
系上把教学计划分配下来，有些课程没人上，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刚来的助教，但是我胆子大，运气也好，就教很多课。一开始让我讲变分法、积分方程，这些课在老的教学计划里完全没有，正好我都学过。我那个时候也比较努力，原来学得不好的课，我也抓紧时间补，系里要我讲，我就讲。讲这么多课，其实对自己有好处，给自己打基础。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教学质量是不高的，还有出错的地方。

1981年数力系首届研究生毕业合影，陈文塬（前排右四）

　　基础打好了，就要选择方向。选择方向的时候，正好是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里面特别挑了12个基础理论的重点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非线性”。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非线性是什么，但是年轻，觉得响应党的号召总是没错的，国家制定的科学规划总是没错的，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方向。起步在国内算是早的，基本上走在前面。那个时候也算是运气好，刚选上这个题目不久，就解决了几个比较难的问题，坚定了信心。可是这个信心没坚定多久，“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一下就打垮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年龄也大了，已经过了黄金时期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学生中，有些是很能干的，脑子比我灵敏得多，思想开放得多，我就想怎么能够把他们领到这个学科。所以，我就开始真正搞非线性分析，需要自己读一点书，啃硬骨头，一直到我退休，没有再做其他的研究。好在我的学生里，有一些人干得很不错，他们的成果是我干不出来的，他们比我水平高得多，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了。

一个“不管事”的系主任

　　王：您担任数学研究所所长、数学系系主任的时候，做了哪些工作？

　　陈：（笑）我不太管事，因为我本身不愿意管那些事。我做系主任的时候，我就给系里办公室的人通知，凡是有我的签名的一律无效。我基本上不要求他们办什么事，有我签名的不算数。这个意思就是，想摆脱行政杂务，专心做些业务。原来还想制定一个教学计划，后来觉得也行不通，也做不好，条件也不允许。不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大家工作的时候正正派派地工作，不搞邪门歪道；教学，认认真真教学；办事，认认真真办事，我觉得就可以了。要问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好像没有。我任系主任大概十年，任研究所所长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那个时候的研究所是和系并行的，和教学是独立的，后来研究所变动到系下面以后，所长自动解聘。

做学生的指路人

　　王：您培养的学生很多，很多已成为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骨干，您有什么培养心得？

　　陈：是他们努力，我只是起督促作用。当然，刚开始学生终究还是比较年轻，不像我们年龄大的有点经验，告诉他怎么打好基础，怎么选择方向，用什么方法，走什么路子，把路子给他指好就行，“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范先令、李万同他们入选“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精英”，那是他们的高水平，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我们的学生里面还有一些也很强的，工作很有意思。他们都是我远远不及的。

　　王：谢谢陈先生给我们讲述这些。

【人物简介】

　　陈文塬，男，湖南长沙人，生于1931年，教授，民盟盟员，中共党员。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历任兰州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名誉系主任，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数学会理事，甘肃省数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评委，科技期刊《数学年刊》、《数学进展》、《东北数学》、《数学研究与评论》、《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甘肃科学》编委，《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编委，《数学辞海》学术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非线性分析的研究，编著的《非线性泛函分析》一书是中国在非线性泛函分析领域的第一部著作，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一届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