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年4月1日15:00
地点：档案馆四楼办公室
人物：郭聿琦
访谈人：王秋林
摄像：红叶
文字摘录整理：王琇瑾（2014级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学生志愿者） 郭聿琦
文稿审定：段小平 陈闻歌
王：郭老师，您好。我们现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请老先生回顾在兰大学习、生活、工作的情景，作为历史资料留下来，以方便后人查阅。今天专门请您谈谈。
郭：好的。
初识兰大
王：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兰大的，当时的兰大和兰大数学系是什么样的状况?
郭：我是1964年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毕业，被分配（计划经济时代，只有计划分配，没有自主择业）到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的。分配结果于1964年7月上旬揭晓，我则于9月6号到达兰州。
关于我对兰大的“初识”，我想分两个阶段来说。
一是来兰大之前。
在我毕业之前，对兰大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兰州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而且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不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大学4-5年级攻读的是“代数专门化”；而兰大的数学专业，截至到我大学毕业，没有任何“代数学”方面的学术研究 。
1964年6月中下旬，分配方案公布了，其中有一个方案是“兰州大学向复旦大学要一名学‘代数学’的毕业生”。复旦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毕业分配方案显示，我们数学专业三个毕业班的九十余人，能够到中央直属重点大学、国家著名学术研究院所工作的不超过百分之十。由于我被分配到兰大的呼声比较高，系里许多其他专门化和其他专业的同学纷纷向我介绍兰大的情况，我自己也收集了一些资料。这时，我才知道，兰大的校长是北大的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兰大的化学、物理学（包括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在国内都是一流的。兰大的数学也很好，学“泛函”的同学告诉我，兰大数学系的陈文（山原）先生（吉林大学江泽坚先生的学生），是我国非线性泛函领域的两位年轻有为的数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山东大学的郭大钧先生）；学“微分方程”的同学告诉我，兰大的陈庆益先生是谷超豪教授的浙大老同学，在前苏联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没有再回武汉大学，直接被调到兰大；学“复变函数”的同学告诉我，兰大的濮德潜先生（北大庄圻泰先生的学生），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兰大，他有许多复函数方面的工作；学“力学”的同学告诉我，兰大数学力学系的力学是非常棒的，叶开沅先生是钱伟长先生的得意门生，已经到兰大七八年了。
二是来兰大之后的最初两年（从1964-1966年）。
到兰大后，我才知道，兰大数学系是1946年建系的，今年恰是兰大数学系建系70周年。但是，兰大数学系在直到1954年的8年里，只有数学教学，没有任何数学学术研究工作。直到上面提到的那四位知名专家陆续来到兰大数学力学系工作，其局面才开始变化。他们四位在这里，已被当时的系总支高炳兰书记称为系里的四个台柱子，所谓“二陈，一濮，叶开沅”，1964年，他们的年龄在33岁到40岁出头。陈文（山原）、濮德潜、叶开沅和陈庆益四位先生，是1954年—1957年期间陆陆续续来到兰大工作的。1954年—1964年的十年期间，兰大数学力学系的学术研究，不但从无到有，而且在国内得到了广泛认可，在数学和力学领域在国内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都在非代数的领域里）；也培养出许多优秀学生，不但充实了自己的教师队伍，也向国内许多知名院所、知名高校输送了人才。这都只用了十年。
1997年在苏格兰与英国Howie教授在一起
这件事情和我后来了解到的兰大的整个学校的状况很相似。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知道兰大的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是全国一流学科，但是它怎么到达这个程度的，我到了兰大才知道。1955年朱子清教授带领着两个年轻的化学家，黄文魁和陈耀祖先生（当年他们不到三十岁），从复旦调来兰大化学系。我到兰大两年之后，和陈耀祖先生有过一次单独的谈话。我问，兰大化学学科在国内的这样一个地位，是怎么得来的？你们1955年调来的时候，兰大的化学系是什么样子？他想了半天，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时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研究工作，连现在的某专科学校化学系的水平都达不到。又是只用了十年的样子，从1955年他们来，到1964年，就是算到1966年，也不过11年。和数学系的状况非常像，就是在50年代初—60年中期这十年里面，不光是数学，化学也是如此，就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实际上，以徐躬耦教授和段一士教授为首的物理学科，以郑国锠教授和吕忠恕教授为首的生物学科，以及以李吉均教授为首的地理学科和环境学学科也是一样。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感概，觉得我们上一辈的这些学者，来自全国各地，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兰州大学的建设上。十年的光景，就造就了现在具有这样一个地位的兰州大学。
实际上，兰大的这种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江隆基校长上世纪50年代后期来到兰大，以他为首的学校领导集体（包括后来成为国务院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和后来成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聂大江），在他的高等学校八条教育规律思想的指导下对兰大的管理，使兰大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景象，为兰大营造了一个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的宽松氛围，极大地调动了兰大师生的积极性。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有再多的人才也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兰大的“十年奇迹（从1954年到1966年）”。
于是，我建立起了一个信念，在兰大不能给我的母校（复旦大学）丢脸，要靠自己的表现给母校增光。另外，要为现在服务的兰州大学做尽可能大的贡献。这导致了一个想法（现在叫“初心”），就是再过十年，我们一起让兰大（数学）再上一层楼。所以到兰大之后，我的情绪非常稳定，尽管兰大地处西北，自然环境不好，生活条件较差，但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除了前面讲的，来兰大后不久，我听到了在高校我所听到的水平最高的一个报告，就是江隆基校长的谈及他的高校八条规律的报告。图书馆和系资料室的藏书，包括所订国内外数学杂志，都大致与复旦一样。
在逆境中成长
大概是在1977年前后，学校组织了一次党课，晚上，主讲人是原来的副校长林迪生，我没去，实际上，我是不知道我应该不应该去听。党课结束后，许多听课的老师来到我寝室，说，林迪生校长讲党课时讲到你了。他拿着一份材料，说：“这是‘文革’前学校组织的一份关于表彰数学系青年教师郭聿琦的材料，他完全做到了江校长对助教工作的要求，学生的作业，每周做到全部批改（原只要求批改1/2），而且批改得非常仔细，包括行文和标点符号，批改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在答疑工作中，还开展了对学生（特别是那些不太来参加答疑的学生）的质疑；组织部分学生的课外活动，落实因材施教等等。听说，他现在精神面貌很好，没任何情绪，这就很好。”
大概是1972-1973年的时候，学校以数学系为点，落实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工农兵学员的成绩普遍偏高到八、九十分，不符合实际情况。成绩是给学生学习效果的一次排队，教师要出好考题，使得成绩有一个数学上说的正态分布，两头小，中间大。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不要人为地消灭不及格。数学系革委会说，郭聿琦和李老师做事认真，让他们做试点。在数学系1971级工农兵学员的高等代数课程大开卷考试时，还真的出现了一个不能打及格的张某某的卷子。他不但在前50分的判断题、证明题和计算题上，回答得不知所云，暴露了他完全没学懂这门课程，而且在后50分的自选专题总结上，他执意写计算机程序设计。他说，一，这是对他在部队工作的一个总结；二，他要反潮流，为什么这门课的考试不能写其他课程的内容？我说，我们请程序设计方面的老师来判断一下，如果他说可以，就给他三分。结果，程序设计的老师一看，就拿来复旦大学1960年编的一本绿皮面的“程序设计”，打开一对照，张某某完整地抄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从他的抄写上看，他完全不懂这个内容。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请示了系领导，决定打二分。为了更周全，先用铅笔打上二分，征求他的意见。在他寝室里，他完全不看卷子，一下躺倒说，我的分析和外语都得了二分后，已向部队保证这次的高等代数一定及格，现在你们叫我怎么办？我们做了他许多思想工作，还是坚持用钢笔打了二分后，上交了考卷。
不久，报上刊登了河南某地教师迫害一学生致其自杀的事件，所谓“马振扶公社事件”。张某某借此控诉说，他的反潮流事件（他说，考这门课，答别的课程的内容是一反潮流的革命行为）是马振扶公社事件在兰大的重演。后来张某某所在部队来人了，一位首长带队。我准备好行李，准备去部队受批判，或者去监狱。我等待部队的人来找我，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终于，部队首长见我了。我对他说，一切都是我的问题，给学校和部队添麻烦了。他抓住我的手，说，你何错之有？你完全没错，问题是在张自己。张在部队就不是一个好兵，在学校，又是学得很差的学生，我们决定让他退学回部队接受审查，而且要追查他是怎么被选拔上来的。我请部队给他一次补考的机会，部队首长说，我们已用一周的时间调查清楚了一切，而且这期间我们多次向部队领导汇报，决定已做出，而且是严肃的。是我们应该向你道歉，对不起，委屈你了。只希望此事不会影响郭老师今后的工作。我顿时被部队的政策水平所折服。
1974年秋季，1974级工农兵学员入学的时候，又开始了一个小运动，就是高校教学要打破三中心，所谓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和课本为中心，新学员一律不上课，连初等数学的补课也取消了，采取将新学员分配给在工厂解决实际问题的老师，一起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学数学。开会的时候，该我发言了，我说，我的思想总是比别人落后几拍，打破三中心是对的，现在的办法只是打破了课堂为中心和书本为中心……主持人打断我的发言说，我们正等着你跳出来，你万变不离其宗，你骨子里就是反对打破三中心的。结果整个讨论会变成了对我的批斗会。
大概是1975年，报纸上突然宣传起某重点大学，说他们从数学系开始的一项教学改革上的举措要推广：课堂上，打破课堂讲授的旧惯例，教师不讲课，只给学生做自学基础上的答疑，于是教学质量大幅提高。学校又组织试点了，既然那所大学是数学系开始这样做的，那就数学系做试点，由四人（我在其内）在两门主干基础课“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上做试点。搞代数的我和李老师想不通，总觉得，课堂讲授，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是要什么样的课堂讲授的问题。因此照样开展课堂讲授，只是做了一些讲授上的探索。一年之后，军宣队的领导和崔乃夫副校长都来了，要我们谈。崔乃夫要我们发言，我们说我们做得不好，不谈了，崔乃夫说，没关系，交流一下，我们还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然后点名要我谈谈。我当时想，豁出去了，我说，我思想总比别人落后，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批判。然后说，我们至今想不通，为什么不允许课堂讲授？我们认为，问题不在要不要课堂讲授，课堂讲授不但需要，而且是教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问题在于要什么样的课堂讲授……崔乃夫打断我的发言说，我至今也和你们一样想不通，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我们先是楞住了，然后如释重负。这次，没有迎来又一场批判。
2005年在甘肃省数学年会上与兰大数学院老师在一起
欣慰和遗憾
（1976年10月—1994年2月）
王：请谈一下您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情况，有什么让自己感到欣慰和遗憾的事。
郭：我还是从我在兰大成长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我于1964年9月来到兰大任教，1994年2月离开，共29年半，紧接着的18年分别在云南大学和西南大学各工作了大约9年，2012年又回到兰大。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人才培养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上的成长，恰恰是我在兰大的近30年的时间里，特别是“文革”之外的 20年里，最集中的一段时间就是“文革”后的这18年了。
“文革”被彻底否定了，但我在“十年文革”的逆境里，也在成长，从中积累起人生的一笔难得的财富。
“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举国开始了共克时艰的拨乱反正。林迪生，崔乃夫，陆润林，徐躬耦，刘冰（1979年他获得平反后由清华大学调入兰州大学，他原为清华的副书记兼副校长，是党内另一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培养起来的高校领导管理人才），聂大江（也同崔乃夫一样于1980年代初调到中央工作），胡之德，李希等陆续参与兰大的校领导工作，中层启用了陈文（山原）、段一士、李吉均，以及刘耀、杨峻等人，学校很快又出现了宽松的治学氛围，我们感到江隆基校长的灵魂回来了。
先谈一下你说的所谓欣慰和遗憾。
我至今感到欣慰的是，借用老同学见面时说的一句话：郭聿琦，在举止言谈和待人处事上，几十年没变样，一个特例。另外，我自认为，我还是挺用功的，做事也认真，作任何工作都舍得投入，在逆境和顺境中的自我系统调控还算到位。另外，我在人生的几次关键时刻的抉择，现在看来还都是正确的：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复旦大学的基础数学；攻读专门化时，我选择了代数学；填报分配志愿时，我选择了兰州大学；“文革”结束的前一年，我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在一个有着深刻理论背景和广阔应用前景的新兴代数学研究领域（所谓“组合半群”）着手开展工作。在“文革”后，出国大潮涌来的时候，我选择了按兵不动，先抓几年我的数学业务，我能执着于此，除了得到了父辈的支持，特别地，得到了当时的崔乃夫的理解和支持（他在遇到我时，问我怎么没有报名参加外语班，听了我的想法后，他说，你很有个性，不随波逐流，善于独立安排自己的前程，很好）。几年后，鉴于我们的工作，我被聘任为客座数学家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去访问，后来又几次应邀去海外大学出任客座教授。
教学科研和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下面谈谈我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的一些情况。
先谈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文革”刚结束，我们就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在兰州地区组织起了一个“组合半群”讨论班，其成员，除了兰大数学、计算数学和理论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几个教师，还有兰州工业大学和西北民院的教师，以及我在兰州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一位老学长。这期间，我们通过讨论班消化了许多学术信息资料，开展了一些工作。
很快，我在学术上的选择得到了校系领导和几位学术前辈的理解和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是强度很大的。例如，1978年国家在从增加硕士人才培养层次入手，重建高校学位制度的时候，我们几个所谓“青年教师”也被放到了指导教师的行列，这是对我们采取的在使用中培养的一个措施，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什么水平了。于是我们有了正式班底，我们与硕士生“摸爬滚打”在一起，“讨论班”开展得活跃，严肃，从查阅信息资料，消化国际学术积累，选择研究课题，直到做出我们自己的前沿研究工作。硕士培养出来了，我们自己的教师素质和学术水准也得到提升。
就这样，五、六年过去了。待我1985年出国归来的时候，正逢国家学位办开展又一次博士点申报和在已有博士点上增补博导的工作，后来知道，这是允许副教授申报博导的唯一的一次，这对于副教授是一次机遇，可我当时并无申报的奢望。没几天，系领导，还有学校的胡之德校长和陆润林前副校长都鼓动我去申报，这构成了我个人人生中的又一次机遇。1985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回家后，听说，陆润林前副校长刚来过我家，说，我们的基础数学博士点上，我通过了国家学位办数学学科组的审批，只待来年学位办的终审了。据说，他十分兴奋。我听后，为数学点上只我一人获批感到十分不好意思。我也为年近古稀的陆润林前副校长亲自来我二分部的家里告知此事深深感动。记得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他曾数次来我的课堂上听课，与我讨论一些教材处理上的问题，并参与学生的答疑工作，说要为我做助教。我知道，他是在教我重视教学，特别是在教学上要舍得投入。他曾是江隆基领导下的校级干部，是共产党的正统的高校管理者，他尊重教师，扶持年轻人的成长，为他们的成长呕心沥血，为他们的点滴成绩兴奋不已。
1986年7月1号，我刚从外地讲学归来就被通知，我和力学专业的汤任基教授的博导资格已从学位办批获（学校在京人员电话送回的详细介绍），并要我们立刻着手寻找生源，补招86级博士生。我和汤先生只表示，希望见到国务院学位办红头文件后再动作。不久文件送抵兰大。
几天后，遇见胡之德校长，他叫住我，说，你是兰大至今为止的21位博导里最年轻的一位了，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喔。我说，建设博士点艰难，补充博导容易，我知道我的轻重，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减掉“文革”十年，我不过才36岁，关于一个不小的正整数M，我只是一个1∕M的“代数学家”（“代数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是我从胡校长那里得到的又一关怀和呵护，感到一阵温暖，感谢他。
为区别于高水平的博导，我坚持为本科生教学。在此过程中，我体会到，为获得高质量的教学，必须在教学上舍得投入；而且体会到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相互促进作用。成为博导后，我在业务上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特别是在博士生的指导上，因为我刚从“组合半群”转向 “一般半群代数理论”，想带领他们开展研究，还是采取与他们一起“摸爬滚打”的办法，与他们在讨论班里从消化文献开始。
我们在两个层次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把学风建设放在首位。在业务上，狠抓两头，既重视夯实基础（例如，硕士生的学位课和基础课一律采取课堂讲授进行，闭卷笔试；博士生承担部分硕士生的课堂讲授；博士生参加硕士生的讨论班，高年级硕士生也参加博士生的讨论班……），又强调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例如，我们的许多硕士学位论文被加拿大同行专家认为是博士水平的。
再谈谈教学工作，特别地，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在这18年里，兰大各级领导传承了江隆基时期的优良传统，重视教学工作；善于从兰大的实际情况着手，采取一系列的特殊措施提高兰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
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在教学上成长的。下面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例1，刘冰校长在1980年前后，从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国内外选拔考试入手，狠抓兰大教学质量的提高。这其中，最典型的一次是以组织参加“CUSPEA（中美物理学考试项目）”为契机，为此种项目在理科各学科的展开（后来果然推广到了化学学科）创造条件。
我这个人是不和领导接触的人。没想到刘冰到达不久，就在南校门有一次相遇。我出南校门时，聂大江副校长正好陪同刘冰校长在那儿。聂大江就向刘冰介绍我，我和刘冰就握手打了个招呼。然后没过几天，就和刘冰有一次更深入的接触。当时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说，美国的年轻人都不学理论，去搞应用了，而中国人最擅长搞理论物理和数学，所以每年来招收一百名左右的年轻人充实到理论物理的队伍里来。选拔考试叫CUSPEA考试，从物理开始。刘冰马上就想到了，不光是物理，还有理论化学、基础数学，都是理论。为此他搞了一次动员会，各理科系都有一两个教师参加，为将来CUSPEA考试扩大到数学、化学等做准备。我是数学系的与会人。刘冰就转达说每年招100个，就要考试了，希望我们兰大做点准备，拿个好成绩。这时候就一片哗然。当时有人就说，刘冰角色混乱，他还以为他在清华，他现在已经到兰大来了。你清华可以去准备考试拿好成绩，兰大怎么可能呢？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后来刘冰就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他们清华、北大、复旦，花一分力气，我们花三分力气行不行？我们的原材料，一般来讲入学的成绩不如北大、清华、复旦，但是进来以后的培养上我们多下功夫，出门的时候，完全可以和他们比高低的。这个话我非常赞成。这时钱先生说，我觉得准备一下，考好成绩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马上表示同意，我说，十八九岁的时候我不如你，过两年我很可能超过你，这是太通常的事情了。只要我们后天去下功夫，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些学生在出门的时候和他们比高低。结果我的发言刘冰就非常肯定。还好，多数人被动员起来了，例如，数学系组织了来自1977级和1978级的三十几个学生，接受特殊培训，用的是美国若干名校的资格考试的考题。我承担了代数的部分，搞了差不多一年，最终未能把项目延展到数学学科。
这一工作的一个有形的成果，就是物理的前两年的考试，和化学的第一年的考试，其成绩在全国高校中都名列前茅，上了《光明日报》（化学后来几年也考得非常好）；无形的则是，这一理科各学科的总动员，大大开阔了师生的视野，盯住了真正高质量水平所在，也大大解放了办学思想。
例2，李希副校长在主持全校教学工作期间，组织了由各系一人组成的“校教学顾问团”，我是来自数学系的成员。每月座谈一个下午，时间长达数年。座谈会上，让大家畅所欲言，谈教学中的问题，解决办法，以及各系的哪些好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全校，李希副校长除了发表简单的指导性讲话，就是仔细听取大家发言，并做笔记。教学顾问团的活动，让教师感到了自己得到学校的尊重，有了主人翁的感觉，工作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了，这一局面是学校的一笔真正的财富。
例3，大约是1990年，学校为了稳住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学科的教学，以一级学科为单位，组织各年级的学生加强班，由教务处杨峻处长具体操作。无独有偶，南京大学也在各年级组织起了大文科、大理科学生加强班。不久，教育部采用了兰大的模式，在若干重点大学的许多一级学科布设学科人才基地班100个。在这一过程中，杨峻处长还要求我通过电话，向高教司陈祖福副司长介绍了兰大数学加强班建设上的详细情况。
例4，我在数学系承担的是几门代数学课程的教学，特别地，是一年级的为时一年的“高等代数”。每届新生总是在最初的两三星期内对我意见最大，说我在概念和定理的陈述上与书本的行文不一致，举例也不用书上的例子，有时，定理的证明也采用另外的方法（要大家自己去阅读书上的例子和证明）……有的同学将这一不适应归结为一句话，“郭老师书上的不讲，全讲书外的”。副系主任找我谈话，我说，我完全未脱离课本的基本内容，只是为了让同学更好地理解书上的内容，对其作了必要的、自然的和适当的加宽和加深，这是教师讲课中对教材处理的权力和义务，他们归结出的那句话，是用了一句不当的话，表达了他们刚进大学的一种不适应。为此，陈文（山原）老先生来听我的课，搞得我十分紧张。听完我的课，陈先生说，你的课没有本质上的问题，你是否应该在讲课上区分一下低年级和高年级，研究生和本科生。我对陈先生说，“我斗胆说一下我的想法，我已经有我自己的区分了，但我反对通常意义上的区分。大一不是高四，这中间有一个间断处，要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学生进大学后一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长痛不如短痛，不出三周，他们就都能适应，请允许我用我的方法去教。”没想到，陈先生马上说，“你这样教学，是有你自己的想法的，那好，你就这样尝试吧。”后来，系里发现，每届新生，不出三周，又都普遍欢迎我的这种讲法。于是，后来的新生在被征求意见时就说，“关于郭老师的就不说了，一段时间就会适应的。”我被解放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发现，对于年轻教师，听他（她）几次课，每次指几条意见，不解决大问题。我又别出心裁，采用与一年轻教师共上一门课的方法，我讲他（她）听，他（她）讲我听，而且不时指出他（她）在讲课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次，课间休息时，班上入学成绩最高的一个女同学就说，郭老师，我能不能给你提一条意见，我说，“太能了！”她说，“你能不能在小江老师讲课时不插话，”我说，“不能，”她又说，“你插话我们的思维就被打断了，”我说，“这是你们的问题，适应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大概这件事反映到系上，陈先生说我这一做法会让青年教师在大学生面前威信扫地。我说，“我想不会，因为我和年轻教师是两代人，加之，我是在为他（她）尽快成长而帮助他（她），采用的办法是把他（她）放到大学生面前去整顿，从效果来看，整顿效果明显，至于是否影响他（她）的威信，能否等等看。”陈先生说，“那你就试试看。”（结果是没有，这样带过一年的教师，他们独立去上课，我会完全放心）。从以上两个例子来看，系领导对教师是放手让他们进行教改实验的，绝不横加约束，氛围十分宽松。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教学工作中成长的。我将课堂讲授理解和实践为：给学生作“书要这样读”的示范（这里的“书”泛指一切视听材料，包括我们面对的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每次在重上一门课的过程中，总是坚持了一个要求，即，在每部分内容里产生出新的心得体会（或曰：研究性教学成果）；也总是做出一个假设：教室里还有若干个听过我课的老同学（确实有），也让他们觉得这次重听是值得的。
重回兰大
（2012-至今）
在外校工作了18年（1994.2-2012.3），此次重回兰大，感到兰大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教师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比例大增，成果丰硕，从萃英班和基地班来看，教学效果不错。例如，今年去西安参加中科院在西北片从2013级提前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考试结果来看，2013级在国内的11人去了10人参考，8人被录取，在西北各个高校中又遥遥领先了。但普遍来看，教师在教学上的投入还有待加强。
2014年在兰大举办的组合半群与其相关学科国内小型研讨会上
在这段时间，我除了参与数学萃英班与数学基地班的教学，学校还为我招收了几名博士生，继续了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我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这期间，我们以兰大为主，联合哈工大、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联袂打造了一套适合“985”院校的，特别是各种人才班的本科基础课程教材，现正由科学出版社从“十二五”规划丛书转到“十三五”规划丛书，我们承担的涵盖多个代数课程的教材已出版两本，明年将出版第三部教材，“抽象代数基础（涵盖‘抽象代数’必修课、‘域论与Galois理论’选修课）”。
我们在学术领域的研究，除了十余项工作被海外三本专著收入，我们已着手将我们在“组合半群”上的前期和后期（至今）的工作做一系列总结，已与科学出版社签约，科学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联合，将于后年出版此学术专著。
王：谢谢郭老师和我们分享您的记忆。
【人物简介】
郭聿琦：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40年4月生，山东省青岛市人。
1964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分配来兰州大学数学系任教至1994年2月，后分别在云南大学数学系和西南大学数学系任教各9年左右，2012初又回到兰州大学工作至今。曾任兰州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甘肃省数学会理事长，云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云南大学理学院院长（1998年到2002年），全国数学会理事，西南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兼职教授（1988年起），美国“Math. Revs.”评论员（1988年起），国际数学刊物SEABM 编委（1995年起）。在大学毕业后的52年里，除却文革前期的3年半和后来在海外的4年多的时间，不曾脱离过本科教学工作，曾主持省部级和国家级教改项目各一项。主要从事“半群代数理论”和“符号动力学（组合半群）”领域的学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在海内外已发表的8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的10余篇被3本国际专著收入。在海内外出版专著和教材6部，已培养出博士35位，主持海内外基金项目若干项，包括国家自科基金项目8项，省级基金重点项目一项，王宽城基金项目3项，博士点基金项目数项。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同年被国家人事部和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曾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全国普通高校教学成果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