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景山
1978年12月，中央任命刘冰（左三）为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时下，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而这些话题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何时能产生一大批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的教育家。正如中国教育报刊社常务副社长刘堂江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大批具有独特教育理论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教育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塑造灵魂’的事业，就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和身心健康的公民，更不可能产生一个创新的民族。”一所名校不仅靠名师，更要靠一位遵循办学规律，克己奉公，胸怀坦荡，能够凝聚人心的教育家。
而在这一点上，走过百年风雨却依然活力四射的兰州大学就有其独特之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两段非常时期内，由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以及曾多年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刘冰同志先后出任兰州大学的校长，这足以使兰大学子引为自豪。
由刘冰同志出任兰州大学校长，其缘起与发生在1975年秋天那个惊天动地的事件相关。鉴于对当时教育战线极度混乱的担忧以及对“四人帮”及其走卒的不满，他领衔与清华大学党委另外两名副书记及常委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孰料老人家却做出了“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见2003年8月《中华儿女》总第195期《刘冰上书毛泽东状告迟群内幕》一文）的批示，并将其作为中央文件在全国上下广为传达。以这种形式直接点名指责某位党员干部攻击毛主席，在中共党史上应是仅有的一次。也就是以此为借口，全国再次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刘冰校长也在所难免地和邓小平一起受到了无情的冲击与批判。
不过十分荒唐的是，这位最先向“四人帮”一伙挑战并为此遭到无理批判的斗士，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却没有获得重新工作的权利。最后还是在邓小平同志“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工作”（见《党史文苑》2005年第09期《刘冰上书毛泽东之后》一文）的指示下，他才在1978年年底来到了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任上。1979年夏天当我收到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原工作单位的领导用十分洪亮的嗓音告诉我：“你们的校长就是刘冰!”
从他那惊喜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刘冰校长是何等的崇敬。
我进入兰大后，自然就特别想领略他的风采。经学长的指点，在原拐角楼东侧的人行道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刘校长。他中等身材，显得有些清瘦，穿着一身洗得略显发白的中山装，戴一副黑边眼镜，沉静的表情，稳健的步履，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的印象。那朴素的外表，很难把他和那个因冒死上书而名贯全国的人联系到一起。此后发生的两件小事则使我对刘校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是我在学生食堂拣到的!”
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刘校长从公文包中拿出了几个没有吃过几口的馒头，用凝重的口气讲道：“要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啊!”在要求大家不要忘掉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传统时，继而又耐心地向大家说明了如何端正生活态度的道理。
另一件事情则发生在我们入学后不久，一位来自农村的学生因为对外语课学习感到吃力，进而对任课老师产生了意见，他径直找到了刘校长。倾听了这位学生的反映，刘校长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在弄清了刚刚走上讲台的年轻老师确实存在着教学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后，随即对任课教师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曾在自己心目中近乎神圣的刘校长竟是如此平易近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然而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读“大二”时，我却给刘校长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出于对丝绸之路沿线奇异的自然风光、神秘的历史遗迹的向往，我当时突发奇想，计划骑自行车对丝绸之路做一次实地考察。因为西去考察要占用大量上课的时间，所以向学校请假应是必须履行的手续。然而不久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失踪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我要只身前往丝路考察的想法也就自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和阻拦：
“青藏高原上常有数十只的狼群出没，汽车经过都要结队而行。”
“戈壁滩上的狂风可以把碗口粗的大树连根拔起，行人如果躲避不及，转眼就会被流沙埋掉……”
家里也发来了一封封电报：“严令不准西行，否则今后别与家中通信。”
出于对我安全的考虑，我西去考察的申请最终未能得到校系领导的批准。不过这也很能让人理解，因为无论是谁批准一个在校学生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去独闯丝绸古道，既要承担着责任，同时也是在承担着风险。
在求助无望之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刘冰校长。在耐心地倾听了我要考察丝绸之路的打算和意义后，刘校长会同聂大江副校长就我的请求进行了商议并做出了如下决定：由学校出差旅经费，让我坐汽车、火车前去考察。组织上的关怀是令人感动的，亲友的牵挂也在情理之中，但年轻人认定的道理却很难改变。我的心早已插上了翅膀，飞向戈壁沙漠，冰岭雪山。
经过多次坚持不懈的请求，刘冰校长在做出周密的安排后，最终批准了我西去考察的申请。不过临行前刘冰校长对我的嘱托却颇有几分悲壮：“我想你是能胜利返校的，如果万一发生意外，那你一定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所发生的一切都记下来并留下标记，以便为今后来这里继续探索的人提供经验，或是为寻找你而提供一些线索。”
在我单车西行的日子里，刘冰校长一直挂念着我，并且向我途经之处先期汇去资金予以帮助，有时一次汇款就是一百元，须知当年我在学校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仅用十五元!当刘冰校长看到我西行考察四个多月平安归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将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亲切地询问着我在路上的见闻，那种兴奋、喜悦之情，就像是一位慈父终于盼到了浴血疆场的儿子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受到了校长如此亲切的关怀，我的心中充满了由衷的感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越来越理解到了刘校长所承受的工作压力。面对十年动乱给兰州大学留下的破败不堪的现状，刘校长在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总是不忘亲自深入基层，以便及时发现、解决师生员工在工作生活等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刘冰校长在校园中很少带着秘书或其他随从，经常是一个人前去参加学校师生的学术、文体活动。无论在学生的食堂、宿舍，在教学楼的走廊、教室，乃至在与学生教工的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中，都可以见到他那清瘦的身影。我的同学牛景海仍清晰地记得：1979年入学的第一个寒假他没有回家，除夕的晚上刘校长敲开了他宿舍的门。校长关切地问他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困难，家住哪里。当得知他来自于河北邢台地区时，刘校长高兴地说道：“啊，是邢台。当年我在那里打游击时还是个红小鬼!”一番亲切的交谈，消除了他远离家乡的寂寞与孤独。
由于当时学生数量的激增，教室及师生住房显得十分紧张，刘校长果断地将原本在旧文科楼内办工的党政机关，全部迁往仅有几排土坯房———当时被人戏称为“小中南海”的偏僻院落里，将设施相对好一些的旧文科楼全部恢复为教学用房。刘校长自己也拒绝了学校分配给他的教工单元宿舍，很长时间住在一间土坯房内。1981年兰州大学盖起了当时档次最高的一栋教工宿舍楼，刘校长和党委班子做出决定：新住宅全部提供给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所有党政干部不得参与分配。“办好一所学校，学生、教工的吃住是最基本条件。后勤工作抓好了，老师能安心讲课，其它的问题自然也就容易解决了。”这是刘校长的一句名言。
人们也许难以置信，刘校长初到兰大时，因为受长期动乱的影响，学校原来的澡堂早已关闭多年。“师生员工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还办什么大学!”刘校长在感叹之余，亲自带领教职员工打扫并修缮了已经废弃了十几年的澡堂，改善了最起码的办学生活条件。鉴于当年校园中满目干旱荒凉的景象，刘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在校园和教工住宿区亲自种草植树，扩挖人工湖，增加假山高度。同时他还从各处筹集资金，将原来的泥土路面铺上了水泥砖，学校周边砌起了围墙……正是在他辛勤的努力下，兰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并在市民中赢得了“兰大花园”的美誉。
面向基层，注重实干，在刘校长的努力带动下，兰州大学最终呈现出了人心思定，团结奋进，全体师生重教学、重科研、重学习那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
经历过那段日子的兰大人，大概谁也忘不了当年全校师生积极参加学术研讨会的空前盛况；谁也忘不了当年我校学生在全国范围内的评奖竞赛过程中连连争魁夺冠所感受到的喜庆；谁也忘不了当年大礼堂、体育场上那种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的火爆场面……可以说正是在刘冰校长的带领下，我们兰大人才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春天。这不能不说是我们那几届学生的荣幸。
刘冰校长与江隆基校长都为兰大的发展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江校长从年轻时就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其后又在日本、德国留学多年，且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因此理论功底深厚。他时刻保持着导师般的形象，显示出了不可冒犯的庄重与威严。自1959年进入兰州大学之始，他全然不惧身陷“右倾”的非难，积极贯彻“高教六十条”，以一位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家的崇高威望，顶住压力，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理顺政治与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关系，团结全体师生为日后兰州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刘冰校长则是受命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危难之际，肩负着“拨乱反正”的重任。他充分发扬民主，在广泛征求师生和各级干部意见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领导班子。他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平反了积压多年的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资金匮乏的状况下改变了师生员工的生活学习环境，恢复了被破坏多年的教学科研秩序，带领大家成功地实现了使兰州大学成为西北地区 “教学中心，科研中心”的转变，为兰州大学后来的腾飞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刘冰校长注重实干，雷厉风行，更像一名时刻决战于疆场的指挥员。这当然也与他的出身和传奇经历相关。
刘冰校长在童年时代就失去双亲，经历了一般人所难以承受的苦难。在很小的年纪就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在革命熔炉中接受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例如在身患恶性伤寒、生命垂危，不得不从129师转业到地方后，在一个严寒的夜晚，老羊倌的一碗谷子和一碗冰冷的水使他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在身陷敌人重兵包围的紧要关头，他却又能神奇地安全脱险……因为他早年投身革命的资历，从25岁起便先后担任了中共渑池县委副书记、宜阳县委书记，在对敌斗争中更是临危不惧、勇担风险，显示了独当一面的领导才能：在土改运动中他坚决抵制了当时被称作“走马点火”的所谓“灵宝经验”，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了他决策的正确；1948年2月，当敌人重兵压境包抄的危急时刻，他冒着“临阵脱逃”的指责，在争取到军分区领导的支持后，毅然率部跳出包围圈，将三百多人的队伍撤到黄河北岸，避免了坐以待毙、全军覆没的危险……多年的工作斗争经验培养了他不唯书、不唯上、机智灵活、实事求是的品格，在革命事业的紧要关头显示出了沉稳冷静，处事果断的特点。
由于显著的工作业绩，刘冰校长于建国前后在地区、省、中央等部门多任要职，“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丰富的阅历和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明察秋毫、知人善任，许多由他发现并提拔起来的青年人在后来都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然而刘校长对于自己的工作调动与职务升迁却从来都泰然处之。就是在1978年底，他从清华园那昔日的皇家园林来到兰州大学那种连大杂院都无法相比的办公环境中，反差之大有如天壤之别，可从来看不出他有任何失落感。因为在他心中，党和人民的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从刘冰校长身上我真正地理解了古人楹联中所蕴含的那种洒脱的心灵意境。“心底无私天地宽”，临危而不惧，宠辱而不惊，这无疑是刘冰校长又一显著的特点。
遥想当初自丝路考察归来，上海《青年报》把我誉为“丝绸之路上的活唐僧”，我与当年第四军医大学英勇救人而献身的张华烈士等人一起被读者评为“一九八二年我最钦佩的青年朋友”。我深知自己忝为其名，因为这并不等于是对我个人的褒奖，我只能把它视作是人们对于一个年轻人应积极地投身到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古老文明这一有益行动的支持和赞誉。回忆起自己小学毕业后连初中都没考上，其后插队塞外、当地质队员、数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的坎坷经历，而后来我不仅考入兰州大学，同时还受到了校长的亲自关怀和指点，这才是我真正的幸运!从1979年到兰州已整整30年过去了。在漫漫的学术探索过程中，每当梳理着自己的点滴成果时，我常常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如果没有当年刘校长批准支持我西行考察的胆识与魄力，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刘校长自全国人大的领导岗位离休后，笔耕不辍，先后完成了 《风雨岁月》、《难忘的历程》等几部自传体的著作，并且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单位出版。他每天闲暇时在小区中散步，显得是那样的普通，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革命老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刘冰校长从34到清华大学工作开始，大半生都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可谓驰誉杏坛，桃李满天下。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同志曾为刘冰校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求索真理志不休，桑榆未老晚情酬。立德立言励桃李，风雨岁月笑春秋。”恰如其份地道出了老校长在培育人才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前年春天我去探望刘校长，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阳光明媚，蓝天如洗，他漫步在绿树如荫的小道上，动情地唱着《大海啊故乡》这首歌，三段歌词竟一字不差。他的记忆力依然是那样惊人，他的身体依然是那样康健。看着童心未泯的校长，我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这首诗与刘校长的出生地洛阳相关，用在他的身上也显得十分贴切而自然。他自幼背井离乡，献身革命，冰心可鉴，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辉煌业绩，无疑可以告慰家乡的父老乡亲了。
尊敬的刘校长，不久将迎来您的九十华诞，学生在此衷心祝愿您永远健康长寿!您将会永远受到兰大人的尊崇与怀念!
（原文载《兰州大学报》,后经《读者》转载,文中所注为编者加，作者为我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