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5月30日、6月4日
　　地点：兰大一院许自诚先生家里
　　人物：许自诚
　　访谈人：王秋林 段小平
　　摄  影：焦燕妮
　　文字整理：陈闻歌

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王：许先生您好。目前档案馆正在开展“萃英记忆工程”工作，就是以录音录像的形式，留存兰大人对兰大的记忆。今天来请您回顾一下在兰大学习、工作的经历。我记得您是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许：是的。我1950年毕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兰州大学称“国立兰州大学”。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是甘肃学院医科和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简称医专。医专是1942年成立的，我是1942年医专首届招收的学生。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开始成立，医专又并入国立兰州大学。我自然也成了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兰州大学更名为兰州大学。1950年我毕业。因此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兰大第一届毕业生。顺便说一句，1942年医专招收的学生是初中毕业，学制6年；医专并入国立兰州大学后，学制再加2年，所以我在校学习了8年。

　　回想兰州大学，今天谈两点。第一点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兰州大学的概况，以及对我的培养；第二点是，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大学及兰州医学院独立建院后，对我进一步培养，使我从一个单一的西医成为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师和教师。2004年兰州医学院又合并入兰州大学，其间相隔了50年，我又回到了母校。

许自诚毕业证书

甘肃学院时期最大的建筑是至公堂

　　兰州大学的前身是甘肃学院，地址在兰州市西关什字萃英门①内（现在兰大二院的地址），没有任何高的建筑，只有几个四合院，全是平房。学院的校舍和宿舍就是那样的简陋，教师队伍和教学设备也可以想象了。但是，学院的医科，却成了培养甘肃省高级医务人员的唯一地方。据说当时已毕业两班学生，在医务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甘肃学院的旁边有一个古建筑叫至公堂②，它是最大的一个建筑，古雅宏伟，是清代考举人的考场。甘肃全省凡欲考举人的考生，必须到这个地方去应考。至公堂门的两旁有一幅木雕楹联（上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下联：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是左宗棠撰写的，苍劲有力，含义深远。在那个年代，至公堂是甘肃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记得我在1942年报考医专时，英语考场就在至公堂，没有考卷，主考老师只用粉笔将考题写在黑板上，我们考生在下面看题答卷。后来才知道，主考老师正是筹建医专的筹备主任于光元教授，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是我们敬仰的“于老夫子”。

　　兰大的另一前身是西北医学专科学校，校址设在兰州的下西园，在文化宫的南侧，华林山西边山下的一片果园地。校院规模不大，只有两个平房大教室，十多间平房供学校行政人员办公及作为我们学生的宿舍。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不可能有任何教材和设备，可以说是校贫如洗。我们是第一班医专的学生，共60人。我家境贫寒，因为这个学校的食宿全由国家供给，才有报考的条件。如果没有食宿供应，我是上不了大学的。从临洮县到兰州参加考试，200多华里的路程，全是步行走到兰州的。

抗战期间兰州大学名师荟萃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形势下，兰州是一个大后方。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都来到兰州。因此，医专及国立兰大的师资力量比较强，对我们来说确实得天独厚。如有名的于光元教授，教英语课，英语口语极好，后来讲药理学，他的专业是皮肤病学。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除医学知识外）：一是基督的心；二是女人的手；三是鹰的眼。意思是要有耶稣基督的爱心，对待病人、检查病人时要手轻不粗鲁，观察病情时要敏锐如鹰眼。这三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从未忘记，成了我一生行为的准则，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还有马馥庭教授，德国留学，讲病理学。这两位名教授，知识渊博，热爱学生，亲如子弟，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常融洽、和谐、温馨，对我们的影响最大，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于老夫子”、“马老夫子”。

　　其他一些名教授，如张查理教授，英国留学，讲外科学，为西北医院（即现在的兰州军区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盛彤笙教授，德国留学，讲微生物学，任西北兽医学院院长。张华麟教授，讲泌尿外科学，讲课简练幽默，很受我们学生欢迎。这几位名教授是我们的老师，以后都在国立兰州大学教书。真是人才济济啊。

学生学习主要靠记笔记

　　那个时候学校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图书馆，几乎全是靠老师口述，边讲授，我们边记笔记。讲完课后，我们同学们赶快相互对笔记，只怕漏记哪一句。只有病理学一门课有一本教材，是马馥庭教授亲自编的，内容丰富，16开，厚厚的一本，是学校唯一的教材，我们都非常珍惜。老师们讲课时大都用中文，带一些英文。有些同学的英语基础较好，我是基础最差的一个，讲化学和有机化学的英文名词我听不懂，感到很困惑。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我利用早晨起床后的时间背诵化学英文名词，笨鸟先飞，吃了许多苦，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听懂了。

　　那时候学校的外面是一片果树林，空气清新，同学们清晨起床较早，大家都在果树林中念书，一片琅琅书声。我的一个同学，在夏天酷暑炎热之际，就脱下鞋袜，光脚在树荫下走来走去地背诵。从这一点看起来，学生的学习风气是非常高，自觉性很强，尤其我这个穷学生更是如此。那么这些老师呢，这些名教授呢，他们是毫无保留地、愿将他们的知识全教给学生。可以说，学生的学习风气好，老师的教学质量高。

国立兰州大学建起了高楼大厦，以名山命名

　　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成立，校址设在萃英门，情况比过去医专时大不一样。建起了几座高楼大厦，以名山命名，如昆仑堂、天山堂、华山堂、贺兰山堂，其中昆仑堂最大，也是当时兰州市最大的建筑，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开大会的场所，兰州市一些大会也在这里召开。学校的理工学院、政法学院、文学院、医学院等四个学院分别在以上大楼内办公。同时各学院也逐渐增添了新的教学设备。

　　但医学院的设备变化不大。只有病理科有一些设备，但也仅有一、两架德国造的显微镜，一个切片机（含一个刀片，据闻此刀片解放后还用了一段时间，说明质量很好）。只有一个技术员。这位病理科技术员名叫曹纯庵，工作勤恳，认真负责，也比较忙。我因为生活比较困难，马馥庭教授关心我，从学院给我争取了一个临时技术员的名额，我利用寒暑假时间协助曹纯庵先生工作，得一点微薄收入供我下学期使用。于光元教授的药理学没有什么设备，老师讲课后，实验课仅做示教，我们学生没有自己动手的条件。

辛树帜校长：“把兰大建成一流的大学”

　　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成立后，新任校长是辛树帜。辛校长有魄力，有远见，除建成了几座高楼大厦外，还提出了“要将国立兰州大学办成全国一流的大学”的目标。当时我们作学生的不甚理解，怎么才算是一流的大学？后来慢慢地悟出了一些道理。一流的大学应该要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图书馆、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四个一流，其中一流的教授是关键。

　　那时的国立兰大的确是名教授荟萃之地。学校中如文学院和政法学院的顾颉刚和水天同。水天同是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主任（他是兰州大学外语系水天明教授的大哥，著名记者水均益的伯父）。理工学院的朱子清、陈时伟、左宗杞等都是全国有名的教授，学术造诣都很高。国立兰大的后期，医学院新任院长乔树民教授又从上海邀请了药理学张昌绍教授、生理学徐丰彦教授，再加上医专时期的马馥庭、于光元、张查理等名教授，国立兰大的教师队伍真可算很强。在我们的印象中，国立兰大已经具备了一流的教授。这些教授讲课的风格、讲课的内容、深度、广度，以及他们的人格魅力，让学生们折服，也较深地影响了学生，建立了好的学风。教风、学风都很好。

　　总之，解放前兰大给我的印象，一是名教授较多，教学水平较高；二是学生的学习风气好。我认为这是兰大的精神。要办好大学，需要比较多的名教授，这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不是高楼大厦，教授才是关键。“大学者，大师也。”建筑高楼大厦固然也是一种需要，无可厚非，但不是最主要的、唯一的标志。这些话，我是发自肺腑的，不一定对。

兰大初期与辛安亭先生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兰州大学被军管会接管，辛安亭为军管会主任。他是位教育学家、学者，在延安时期编了不少教材。辛安亭主任我以后接触的时间比较长，他常让我为他看病。深感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诚恳待人，生活简朴，人品高尚，学问渊博。我也常请教他某些古典中医学中难以理解的地方，他都认真地查阅古籍、寻找出处，耐心地解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真可谓是一位资深的教书育人的典范。“文革”后，辛安亭主任又调到兰大，任党委副书记，直至去世。我1950年兰大毕业的证书就是他发的。

曲正校长与盘旋路校区

　　兰大军管约2年左右的时间。军管结束后，辛安亭主任调走了，由曲正校长接任。曲正是建国后兰大首届校长。从此，兰州大学又扩大了，更上一层楼。学校建立了新校址，即现在的盘旋路。曲校长选新校址还有一个故事。那时的盘旋路一带全是墓地，到处是坟堆，杂草丛生，杳无人烟，荒凉极了。曲校长看了之后，就说了一句话：“就这一片！”挥手一划，“把它圈起来！”医学院就在旁边。曲校长就这样，一挥手定天下，兰大新校址就这样定了。时间大概是在1951年左右。从此，兰大进入全面发展阶段，至1956年已具有相当规模。

　　顺便说一句，1949年8月16日，我的家乡临洮县和平解放，我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二军，在临洮做了一段招收参军人员的工作，后转入县委宣传部，被分配到临洮联合师范任教员半年。1950年2月又回到母校，开始我的医务生涯。1950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从1951年8月开始，任兰大医学院皮肤性病学助教，聘书正是曲正校长发的。

1951年时的许自诚

兰州医学院1954年独立建院

　　1954年医学院从兰大分出而独立建院，更名为兰州医学院。兰州大学在新校址建设时，兰州医学院也同时建设，地点在会宁路以东，与兰大相隔一条马路。建了教学大楼1幢（即现在北靠东岗西路的大楼）、学生宿舍1幢、学生饭厅1个、教职工宿舍2幢、学生体育场1个。只有一个医疗系，学生人数不多。

　　随着时代的前进，兰州医学院也与时俱进，增设了药学系、公共卫生系、口腔系等三个系，学生人数也增多了。增设了图书馆。当时藏书约30-40万册，以后到60万册。教师队伍壮大，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甘肃省各地、市、州、县人民医院培养了许多基层各类医生，为保障甘肃2千多万人民的生命健康，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全国医学院校中，兰医的情况排名在中上，被分配到全国医疗机构和医学科研单位的兰医毕业生，工作成绩比较突出，兰医的声誉越来越好。

兰州医学院建了两个附属医院

　　1948年（国立兰州大学时期），由新任医学院院长乔树民始建附属医院，1949年以后由杨英福教授任院长，院址在萃英门。规模较小，住院部床位仅32张，医务人员及其他人员共计不到100人，已不能满足医学院学生的实习。

　　1954年兰州医学院独立建院后，开始筹备建两个附属医院。萃英门原有的附院暂时不动，在会宁路以东、医学院旁边再建一个附属医院。这个新附院是随学院建立的。那时，甘肃省人民医院已经建成，医学院为了便于学生临床实习，从萃英门附院抽调部分科室医生到甘肃省人民医院上班，我也是被调的一员。那时将甘肃省人民医院改名“综合医院”。我们每日晨起坐兰大的校车到综合医院上班，约2年时间。1957年新附院建成我们即撤回。医学院将新建的附院命名为“第一医院”，原萃英门的附院命名为“第二医院”。我被分到第一医院工作。

　　在第一附属医院，我做皮肤性病学的临床和教学工作共8年，直到现在5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我在教书和看病两事业中度过一生。1951年开始在皮肤科工作时，皮肤科只有两个人。主任去进修后，皮肤科只有我一个人。我又刚毕业留校，没有多少诊病经验，对许多皮肤病不认识，开展工作困难重重，自己压力很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门诊也不能停。我下定决心要克服困难，就想了个这样的办法：当病人来门诊时，详细询问病情，观察病人皮肤病的形态特征后，给病人说：你这个病我需要好好查查书，请您后天来诊。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皮肤病学书《皮肤病学图解》（ATLAS OF DERMATOLOGY）。这本书的特点是将常见皮肤病的好发部位、形态等标记得非常清楚，英国人著（名字我记不清了），文字简明扼要、明确、易懂。我反复查阅，对照该病人的皮肤病特征，确定诊断、治疗方法。第三天，给病人开了处方，病人很高兴，认为这个大夫很负责任。服药后，疗效很好，超出我的预期。病人满意，我也得到安慰。我就这样用这种无奈而最“笨”的诊治方法，解决了患者的痛苦。后来，来找我看病的病人越来越多，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患者的信任。

　　1952年，医院派我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在兰举办的“麻风病训练班”，由齐鲁大学医学院皮肤病专家尤家骏教授主讲。1954年，医院又派我去西安西北医学院第一附院进修皮肤病一年。组织反复培养和临床上不断实践，提高了我对皮肤性病的诊治能力，丰富了诊治经验。1955年又参加了中央组织的性病防治队，去甘肃省肃南裕固自治县做防治性病工作40多天。组织的培养，加上自己的不断努力，1956年我被兰州医学院评选为甘肃省卫生先进工作者并参加了表彰大会。

1956年省卫生厅先进工作者大会留念

西医学中医陇上第一人

　　1958年，国家卫生部在湖北中医学院举办了全国性的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给甘肃省分配了两个名额。甘肃省卫生厅将一个名额分给兰州军区总医院；一个名额分给兰医一院。大约在8月的一天，兰大一院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毛泽东主席最近提出‘西医要学习中医’，《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关键在西医学习中医’。现在中央办了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党委考虑你最合适，因你已是讲师兼主治医师，有较好的西医知识，同时你对中医治病已有深刻的体会，你的病就是中医治好的，对中医你也感兴趣。甘肃共两个名额，地方一个名额分给我们医院，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今后你可以用两条腿走路。你去学习怎么样？”我心里想：“这正合我的夙愿。”我说：“我完全同意。”1958年9月，我义无反顾地去湖北武汉参加了在湖北中医学院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就这样，我成了陇上西医学中医的第一人，从此开始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恩师洪子云教授、张梦龙教授

恩师张汉祥院长

提出“脏腑理论”

　　1961年，也就是我系统学习中医三年后，国家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主管中医）及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带领一批人考察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习情况。在湖北中医学院视察研究班的学习情况时，让学校召集我们全班同学开会，谈谈个人的学习心得体会。在会议上，同学们都发言了。我也发言了。

　　我说我学了中医以后，感觉到中医的理论是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现代医学迥然不同，博大精深，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首先体会到中医理论体系中，它的“心”指的是大脑，把“心”作为人体最高的调节中枢（心是君主之官也），而且它能够调节人体的各个内脏，使它有规律地维持它本身的生理功能。这是古人的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两千年前就已经阐明了这个观点。这种观点在现代医学中，在20世纪20—30年代间，苏联的巴甫洛夫通过条件反射的动物实验，阐明了“大脑皮层的高级神经活动是人体的最高调节中枢”，他的弟子贝克夫进一步提出了“大脑皮层内脏相关学说”。我们的先哲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我们的祖先真了不起，这是我们的骄傲。在治疗方面我举了个例子，中医治疗是采用“辩证施治、因人而异”的个体化治疗原则，治病处处以整体观念去指导，并且以脏腑为基础。比如失眠，现代医学治疗主要是用镇静药，如果一个药不行，就另外换一种药。但中医就不是这样了。中医治疗以“心”为主导，心就是大脑，以脏腑为根据，方法比较多。如辨证为心脾两虚证引起的失眠，是一种治法；如辨证为心肾不调性失眠，就是另一种治疗方法。如此看起来，中医的治疗是辨证的、因人而异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这就比较好。发言完了，就散会了。

　　在毕业典礼上，我提出了“体表内脏相关学说”，《湖北日报》作了报道。

　　过了两三个月，国家卫生部给湖北中医学院来了一封信，学校领导就找我来了，让我带几个同学到北京写论文。我还愣住了，这怎么办？经学校研究，派湖北中医学院的教务长和我去北京，先问清楚是怎么回事。我1961年10月10日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们住在友谊饭店。第二天就到卫生部，见了吕司长。他说，小许你来了，好啊。那时卫生部是平房（摄政王王府）。他问，小许，你那天的发言再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回去写一个大纲来。我回到饭店连夜写了个大纲，又去卫生部见吕司长。他一看，说，行了，你回去就写这个论文。回来以后，学校组织了一个小组，收集材料，最后让我（第一位）、张大钊、李瑞臣三人为主笔。那时候是冬天，又在困难时期，我们在学校的一个房间里，一张方桌，我们三人就在那里日日夜夜地，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并且征求湖北中医学院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初步定稿后，我和张大钊两人去卫生部交稿子。吕司长说，就这么定了，把题目改为“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就回来了。

　　1962年5月29日，这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摘要刊登，5月30日在《健康报》全文转载，并正式发表于《中医杂志》1962年第六号。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中医界和西学中反响较大。全国展开了讨论，《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讨论情况。后来，脏腑学说被收入我国第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1979年）

1963年编写《伤寒论讲义》总论部分

　　1963年5月，兰州医学院收到卫生部的邀请函，到江西南昌开会，报到后才知道是开全国中医学院统编教材会议。中医学院在当时建立的时候是薄薄的一本教材，卫生部把任务分配给各个重点中医学院（兰医不算）。在会议期间要讨论各个学院所编教材。

　　《伤寒论》是汉代时候的原著，负责编写的人把这些原著进行了解释、诠释。部长就发脾气了，说:你们为什么不把《伤寒论》的精神实质写出来？你们光是给中文解字？你们选两个人，把精神实质写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了两个人，大会上选了一个，天津中医学院的教务长，伤寒论专家，日本留学的；另一个就把我选上了。我当时就有些胆怯，那时候我刚从学校（湖北中医学院）出来不久，感觉自己还要进一步实践，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能治多少病？当时压力很大。我说：部长，这我可担不了。部长说：不成，大家选上你就得写，而且你们两个不准交头接耳，各写各的。当时天气很热。部长说，上庐山。我那时候没有办法，就在江西中医学院图书馆借了两三本参考书。我想，既然给了我任务，我就大胆编写，不走老路。汉代张仲景被奉为“圭臬”、“医圣”，他所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给后世留下了中医进行治疗时采用的辩证施治的规律性的书籍，这是一个最重要最宝贵的规律，现在还在用，他所记载的处方到现在还能用，而且治现代的病疗效突出，药物简练。这本书虽然是两千年的规律，但我想，历史在前进，科学在进步，难道我们就一点不能动？我根据脏腑的观点，看看伤寒论是怎么回事。我在房间里苦坐了半个月， 把《伤寒论》总论部分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大家就讨论。经过了几关，最后部长审定完了以后，开会。大家一致赞成我的。部长也发言了，说：我双手赞成。就这么定稿了，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医学院的二版教材。

制微型胃温度计诊断胃寒热证

　　中医上对一个疾病的认识，都要分清是寒证还是热证。西医治病以“病”为诊疗的单位，中医诊病以“证”为临床诊治的单位。对证治疗，合起来就是归入哪个脏腑或哪个经络。

　　我本人重点搞的是胃肠病。中医有一个胃热证，胃寒证，这是传统中医的命名。但是现代科学上，到底怎么叫寒证、热证？它的指标是什么？

　　有一天我到生理实验室，看到肛表，受到启发。如何采胃里的温度？我去找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王介民同志谈了一下我的想法。能否研究一个小型温度计，下到胃里？下到胃里，不能让胃酸泡坏，而且要小，从下胃镜的管子下去。过了一段时间，王介民做了一个小温度计（微型温度计），我和内科胃镜大夫任登先（当时胃镜做得最好）商量，我们两个合作，根据我的思路，先采正常人胃的温度，选了一些学生、干部、工人，给他们出些钱，免费给他们做胃镜。通过胃镜的活检孔，把胃的温度分成几部分，做了十几个人。又选病人，分成两部分，寒证、热证。分了十几个人，然后再给这些人出些钱，再给他们把胃看一下。就这样地把病人的温度掌握了。病人的胃热证、胃寒证是怎么样？溃疡病的胃热证是怎么样？慢性胃炎的胃热证、胃寒证是怎么样？把正常的掌握了，病人的也掌握了。最后得出结论：胃热证的人温度比胃寒证的人温度偏高；胃寒证的人偏低一点；正常人胃里的温度是31.92°C，不到32°C。最后写出报告。

　　1982年，我去广州开会，中国中西医结合虚证和老年病的会议，我是理事。我在大会上做完报告后，有一个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的记者找到我，说你这个是国内首创，让我把稿子给他。稿子拿走后好长时间没消息。后来有一次我上北京去开会，会场上，突然有一个人坐在我的旁边，说：许教授，你不认识我了吧？我就是那个八几年在广州拿你文章的。我说我还忘记了，我的文章怎么了？他说，你的这篇东西，《中国医学论坛报》（1983年7月25日，第一卷第二期）给你登上去了，题目改成了《诊断胃寒热证的新方法》。

首次筹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甘肃分会

　　1981年11月，我被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创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的会议。从此，中西医结合学会开始发挥了全面、积极的作用，团结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的同志，发挥中西医的优势，为人民的健康和防治疾病、创建新医学体系而努力奋斗。我从北京返兰后，立刻开始筹建甘肃分会。1982年，和西学中的几个同志，在甘肃省卫生厅中医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首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甘肃分会。大会选举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医）兼任分会理事长，我任第一副理事长。大家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发挥各自的长处，开展了学术活动和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研究等工作，促进了甘肃省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同时任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第一至第五届编委等职务。

担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中医委员聘书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甘肃分会第二届大会

建立兰州医学院首届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点

　　1982年后，兰州医学院让我申报中西医结合临床硕士点。我因患哮喘病，身体不好，没有精力承担这一重任，连续三年都推掉了。直到1985年，自己的病也明显好转，便申报了。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兰州医学院成立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点，我是授权导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0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付关孺毕业，他目前担任安徽省铜陵市中医院院长。后来，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硕士点的基础上，兰州医学院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并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2004年获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名中医“称号

一些想法

　　1942年考医专时，我一个老师建议我学医，说以后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学医的过程中，我的老师提出当医生的三个条件。对这些我是刻骨铭心，也这样地做了一辈子。有一个临洮县的阑尾炎病人，被家人用马车拉到兰州来，我就给我一个老师说了，老师说你让他来我给他做手术，而且免费。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很深。这是基督的心。

　　学中医后，看到唐代孙思邈的书上写，要对富贵贫贱的人一视同仁，要有恻隐之心，关心病人疾苦。我自己也确实这样做了，特别是对农民。处方不在药多，关键在于准确。不要看人用药。要用最便宜、合理的、有效的药。“有是证，用是药”（我的恩师洪子云的话）。组方要丝丝入扣。

　　要尽量用简单的药治病，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心理压力，尤其是农民，生活困难，来城里看病很不容易。有一次有一个老汉，用门板抬来，肿得厉害，心、肝、肺、肾和前列腺等都查了，排除了癌症，开了五付药。过了些天，老汉来了，表示感谢。他是“特发性水肿”，中医给他治好了，健脾利水。还有一个病人在省医住院，肿得非常厉害，没办法，让我去看一下。我给开了个处方，三付还是五付药。过了几天，说效果非常好，病人起来了，肿一下消下去了，小便非常多。我又给开了个处方，调整了处方，不能排太多水。这个病人好了出院了，病房里几个病人都让我给看病。有一个小病人，是天祝县的，在县上发高烧39°C十天不退，就来兰州，住在总院。住了一个星期，高烧仍不退，家人有天中午找我来了。他是通过别人找到我，让我救一下。我说总院没有同意我去会诊，他急得眼泪流下来，最后我去看了。这个小孩脸色潮红，看舌头，很红；摸脉，很大很快。我说，行了，我给你开药去。今天晚上你吃一付，明天给我打电话。他给小孩吃了一付药，小孩晚上12点后再没烧。第二天我说，你今天再吃一付。就这样吃了四付药，再没烧。我让他把孩子带来，又给开了一些巩固的药。西医说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他准备出院了。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他的家长每年都来看我，给我送了一个匾，把我作为朋友，作为恩人。

　　中医西医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中国医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博大精深。在这个浩如烟海的伟大宝库面前，自己感觉知之甚少。现代医学不断突飞猛进，自己虽然努力追赶，仍觉得赶不上，这与人的精力等有关。但我还在不断地学习，吸收新知识、充实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诊病能力。虽然自己老了，现在仍然一周上三次门诊，为病人解除痛苦，同时培养学徒，教学相长。怎么治病，治病思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有些疾病我解决不了，我也不气馁，请教别的大夫。看病成了我的乐趣，治好了病人的病，我也感到高兴、安慰。我的一生就是四个字：教书，看病。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学生带完了，打算到2016年，我就准备安度晚年。

与夫人张月玲老师共同完成画作

坚持中西医结合无怨无悔，奋斗一生，奉献一生

　　我自1958年系统学习中医后，便开始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将我全部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继承、发扬、整理、研究祖国医学的伟大事业中。回想起来，经过了5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深深地感到自己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但也是曲折、泥泞的，特别是经历了“文革”中的被迫害。这是一次中国人民的大灾难。沉痛的教训，令人难以忘怀。尽管如此，我对热爱中医、发挥中医防治疾病的优势、紧密地与西医诊治疾病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人为本、以爱心对待病人、解除患者痛苦的决心和信心丝毫没有动摇过。几十年来始终坚定信念，不断克服困难，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

　　题为“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的论文（我和张大钊教授、李瑞臣教授三人主笔撰写）1962年获国家卫生部奖励；1963年受国家卫生部的邀请参加编写全国中医学院二版教材，独立撰写了《伤寒论讲义》的《总论》部分；担任《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副主编；编写西医院校中医学教材等；研制的“胃康”（胶囊制剂）、“祛滞胃安颗粒”对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期病变疗效非常好。“胃康”荣获1987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兰州大学老教授协会突出贡献奖等。

1987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参加胃康治疗萎缩性胃炎的研究成果鉴定会

？2001年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西医结合贡献奖”

2008年获甘肃省老教授事业贡献奖

获甘肃省老教授协会2010年度先进个人

1996年在香港大学讲学

　　我离休25年了，一直在工作，在全国讲学，在香港大学讲学，在外县讲学，在全省西医学习中医班上多次讲学，是想让中国传统医学伟大宝库的科学内涵发扬光大。我已经90岁了，至今还在带学徒（包括博士生、硕士生、主治医师）、上门诊诊病，毫无保留地传授我几十年诊病的宝贵经验，并希望学生们能继承我的学术思想。自己觉得为甘肃省培养高级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人才尽了最大力量。

　　我认为党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提出西医要学习中医的指示是正确的。我所走的这条道路也是正确的，我无怨无悔。过去有人认为我学中医可惜，我说不可惜，我很热爱中医。没有中医就没有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发展了，才能在我国医药卫生保健事业中占有一定的独特性、优越性和重要性。在具体防治疾病和保健养生方面，既考虑到西医，又考虑到中医，比较全面。用两条腿走路的结果，至今走得比较协调。中西医结合，可以达到既治“病”又治“证”，最后达到病证合愈的目的。从内心感到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在90寿辰庆典暨献方赠书仪式上

诊病与教学带徒

感恩母校，感谢老师教诲

　　我感到，我这一生做出的一点点成绩，完全是党和国家对我不断培养的结果，使我一步一步地走上这条道路——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教师、成熟的医师。“吃水不忘挖井人”，追溯我的知识来源，我感恩我的母校—兰州大学，感谢我的老师，他们诲人不倦，谆谆教导，给了我知识，教给我做人的道理，为我打下了较好的现代医学基础。“古之学者必有师”，我也不例外。我还要感谢兰医及第一医院的党政领导对我进一步的培养，让我西医学习中医，并拜名师（甘肃张汉祥先生，湖北洪子云教授），直接继承他们用中医治病的宝贵经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参与编写中医教材、《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使我有机会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新的医学知识，丰富了我的中医药知识和技能，与后来我能够发挥较大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王：您讲的这些，我觉得真的应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专题片。您的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经历，您的思想、意识、境界，我感觉都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不光是在医学方面，应该是在做人也好、做事也好，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好好向您学习，多方面地学习。请您给我们留个字。

　　（许自诚先生欣然题字：妙用几味君臣药 广施一丸天地心 医者仁也 许自诚 二〇一三年六月四日）

注：

　　①萃英门，兰州旧城西北角，北至南滨河路，西至现兰大二院的西界，东至中山路，南至临夏路。城门开在现西关什字公交枢纽站，坐北朝南，此门叫“萃英门”。萃英门内，解放前除了国立兰州大学外，还有兰州工业学校、甘肃造币厂等单位。

　　②至公堂，坐落在兰大二院院内，始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是清朝甘肃贡院旧址的中心建筑，其牌匾“至公堂”由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亲笔题写。在甘肃贡院建立之前，甘肃的文人士子们要到陕西西安参加乡试。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看到这种状况后，上书清廷，请求在兰设立贡院，朝廷批准后于光绪元年（1875年）落成。这座古老的文化圣殿也是兰州大学的最早所在地，2006年至公堂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介绍】

　　许自诚，男，汉族，1924年生，甘肃省临洮县人。中共党员。甘肃省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先行者和创始人之一。教授，甘肃省名中医。1942年考入兰州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开始学医，1950年兰州大学医学院毕业。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63年被国家卫生部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1978年被聘请为《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副主编。1981年元月，被甘肃省卫生厅聘任为甘肃省医学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7年6月任中西医结合内科主任医师，1987年7月获教授任职资格。现任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享受副地级待遇。

　　许自诚教授于1962年提出“脏腑学说”。“脏腑学说”对继承、发扬、整理、提高和发展中医药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的学术观点，成为编写中医学院教材、开展中医理论及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脏腑学说”已被收入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出版专著《中医脏腑学说的研究与应用》、《中医脏腑学说与近代研究》、《许自诚中西医结合治病经验选集》、《许自诚中西医结合理论与治验集》、《60年行医录》等十余部。在六十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主要从事胃肠病、皮肤病、妇女病、老年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与治疗，尤其擅长慢性萎缩性胃炎及胃癌前期病变的中医治疗，证明了中药具有阻断癌变的良好作用。研究制作的“胃康胶囊”、“祛滞胃安颗粒”、“温肾止泻颗粒”、“胃寒止痛丸”、“皮炎宁片”等中成药对症治疗后效果显著。向兰大一院无偿赠予凝聚着多年心血和经验的“消滞胃安丸”、“温胃胆汁返流丸”、“清胃胆汁返流丸”、“食管返流丸”、“痤疮净”、“皮炎宁片”等六张经验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