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山 2015.03.年九十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巨变，这个世界已归属90后新一代人所主宰了！另一方面，生活、保健质量的提高，又产生了史无前例大量的老龄群体，别看人到暮年思虑重重，想法还多着哩！而我常自问：“我还有点用处吗？”而活着的老人们又有哪位没有经过各种各样的磨难呢？《西游记》里三藏取经，师徒要经过八十一难。如果请各位老年人也自己数一数，恐怕还要多过八十一难呢！

　　在亲友的鼓励下，我就利用“老年”这个优势，回忆几十年前的一幕幕细小的往事，以亲身的经历，告诫我们今天年轻的主宰们不忘过去，岂不颇有意义？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南下侵入华北地区。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军就已侵占天津，天津是侵华日军司令部所在地，河东火车站（今天津站）里到处是刺刀上膛的日本岗哨兵，接着就发生了卢沟桥“七七事变”。日军攻打天津，7月29日天津爆发了“天津大反击”。当时中国的十九路军三十八师和天津保安团向日军驻守据点顽强抵抗。那时，胡同、街道里的百姓，几乎是家家烙饼、蒸馒头、煮绿豆稀饭。当地人纷纷担着饼筐和稀饭桶（津人称之“饭槽shuo”）支前慰问抗日战士。

　　但是以土大刀对洋枪，抵抗不住日军的攻击，很快溃败下来。日军也很快从天津东局子、海光寺等处攻入市内。

小院里的枪声

　　那时我家住在河东郭庄子泰顺里的一个小胡同里，共有四家人，一为我妈妈的斗纸牌友杨二奶奶家，一为家院中有顶棚的罗凤桐家，另一家我们叫“阎老婆子家”，因为她家有两个男孩，常同我家的叔侄三人（我及弟弟德昆、侄子长清——他两人早已作古）玩战斗游戏。

　　7月30日，好像就在各家忙着烙饼、蒸馒头的次日，风声紧急，人们也无处躲避，我家就在住屋里的炕边又叠摞了一壁的砖头，顶上铺盖上两块木匾（那是我父亲在世时病人送的金字题匾），以此当作防空洞，防备日军炮弹轰炸房子。

　　次日清晨，日军攻入天津。在河东一带大肆搜杀。早晨六时左右，一股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闯入“泰顺里”，胡同里枪声不断，不一阵日军一窝蜂地闯入我家。我能清楚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日本兵搜查了全家院的每一个角落。

　　仗义的邻居冯四哥想上前作解释，一个鬼子上来就挑了一刺刀，顿时血流如注，半个耳朵耷拉下来，冯四哥也不自主地蹲了下来！冯四嫂浑身颤抖不止，不知所为。

　　早晨六点左右，一阵狗吠声，后随着“啪啪”的枪声和狗的咽气哀吼，一队日本兵来搜查了！十来个头戴钢盔、面色煞黑的日本兵闯进了院子，一个手里勾着手枪，其余的日本兵全部握着带刺刀的步枪。一进门便把所有的房门砸开，门窗破碎，此时所有的老小都默默地站在院子的墙沿下。

　　同院里的房客是布铺里的掌柜、高个子的冯四哥，平时很仗义，这时他主动站出来好像是要打招呼似的，没等他比划，一个日本兵朝着他的头侧上来就是一刺刀，顿时血就喷了出来，半只耳朵就耷拉下来，冯四哥捂着耳朵蹲了下来！

　　此时我三哥被一个日本兵从防空的小屋里提了出来，推倒在院子里似要开枪，那个拿手枪的日本兵一摆手，我三哥这条命才算是保了下来！我三哥原名刘徳岐，后来笔名刘吉典，是我国著名的戏剧音乐家，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和剧作家阿甲一起在北京剧院最早创作《红灯记》的音乐创作者。至今人们还会唱的“我家的表叔数不尽……”、“临行喝妈一碗酒……”音乐作者，谁又能知道他的命是从日本兵的刺刀下捡回来的！我的三哥几个月前以九十五岁高龄在北京去世。

　　日本鬼子从屋里的临时防空棚里将我三哥揪了出来，他似乎被惊醒，险些被杀。三哥刘德岐，后来笔名刘吉典。他在六、七十年代致力于中国京剧改革，《红灯记》的音乐的创作者。至今人们都还会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听奶奶讲革命”等系列唱段。那天早晨几乎被杀！

　　我二哥为了保护全家老小挺身解释，不知什么时候，他的腰部也挨了一刺刀，伤口有三四寸长，半指　深的口子，血都流到裤子里了，腰上的皮带也有一个刀切口子。

　　作为一家之主的二哥，要挺身出来解释。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大嫂，还不顾一切地抓住二哥不让他上前。鬼子上来就挑了一刀，腰部皮带及皮肤割了半指深的口子。血从裤子里滴下。

　　刚毅勇敢的母亲，没有惧怕，一手紧拉六岁的弟弟（德昆），一手捂着心口，口里不住地念叨着：“别杀我的孩子！别杀我的孩子！”弟弟不懂得人之“生”“死”，还不服气。我当时心里蒙了，一片空白！我知道一撸枪就会死人。（我亲爱的五弟六十年代过世，母亲活到七十年代。）

乌豆大哥的命运

　　乌豆是天津特有的佐料。煮大蚕豆，棕黑色，豆子个大不开口，味香醇；还有一种小形蚕豆，煮出来呈藕色，豆子开口露出芽，小孩最爱吃。

　　乌豆大哥每晨煮好豆子后，放在一个椭圆形的木盆里，上面盖上棉垫以保持温度。木盆的一边栓着一个小铁罐，里面装着包豆子的纸。卖时，将纸顺手一卷，成锥杯状，再用手抓豆子。一般都是一个铜板至三个铜板的生意。我每天总是要买二、三个大子（铜板）的乌豆。他抓豆子时，总把一只脚蹬在大门口的石台上，架着木盆，然后抓豆子给你。

　　我尚能回忆出他的朴实面孔，大约三十岁，高个子，黑脸膛，高鼻子，厚嘴唇，一脸憨厚诚实相。我从不知道他姓什么，好像家住在附近的“泰和里” ……那时我每呼唤他为：“卖乌豆的！”，但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忆起他来，应叫他“乌豆大哥”！

　　鬼子搜查后不久，我就跑出了家到处玩看，在泰和里的一角看到了这个景象，深深地划伤我的童心，乌豆大哥在早晨乌豆一出锅，在胡同里遇到了鬼子队，就白白地死在鬼子枪下。

　　我亲眼看到一床破棉被下盖着的他的尸体，用一块床板抬走了。邻居大爷说：别让他光着身子走！邻居大娘也把一双新鞋拿来！亲属的哭号！不知埋在哪个“乱葬岗”，早已尸骨无存了！冤魂！！

1937年7月的一个早晨，天津市河东区沈庄子泰和里卖乌豆的大哥被鬼子枪杀。

　　乌豆大嫂脸色煞白，不泣不哭，两手合掌，看着天，跪在旁边一动不动。90岁叟回忆。

邻居大爷：别让他光着身子走！邻居大娘也把一双新鞋拿来！

　　八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十分悲愤，我不禁要问那些不正视侵略历史，不向受到巨大灾难和痛苦受侵害的中国人民及东南亚人民赔礼道歉的那些日本右翼势力，你们的人性良知何在？

　　一阵子，日本兵走了，又到别家的院子，留下的是满院子的碎玻璃还有冯四哥蹲下处的一摊血，看家狗死在大门门框边，此时又听见外面啪啪啪的枪声，不知道谁又被杀！晌午，一阵阵日本的飞机轰鸣而过，飞得很低，好像比电线杆子高不了多少！我站在胡同口，劫后余生的人们用床板担抬着被杀者的遗体，都是用棉被蒙头盖着，狗的尸体则由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们拉到沈庄子坟地边埋掉。

日语课上的风波

　　记不清又过了多久，小学校又可以上学了！语文老师孙疤啦脖子（实在是遗憾，想不起童年时老师们的名姓，那时学生们之间仅说老师们的外号），再也不拿藤子教鞭了！再也不打一个叫胡启荣的学生了！他曾是每课必挨鞭笞的学生。地理老师吴大胖子和历史老师李窝头（一次上课时拿着一个棒子面窝头）都好像是得过什么病似的变了样子。音乐老师高老八和体育老师霍连元（据说是霍元甲的后代）给我们这些小孩说：“你们上这个学没用了！”

　　有一天上课，是新开的日本语课，是一个日本女子当教师，阿、伊、呜、耶、哟，咿咿呀呀一遍遍地教，她倒是不打人，有一次叫我起来念日语时，我竟蹲在桌子下面。这样的报复心理真是有些阿Q式。后来还因此惹了一场“语音祸”。

　　那是在初中二年级时，教日语的日本人被称为“教官”。一个叫柿畸的家伙，梳着背式发，走起路来上身抖动，下面的皮鞋吱吱地响。一次日语课，要我们呼叫“大日本万岁”，日语“万才”，我有意地呼成HanSai——半岁，被这个家伙听了出来，吼的一声把我从课桌旁拉了出来！关到一间屋子里，整日没吃喝，挨了一夜，第二天，我哥托了人，下午才把我保出来，一出屋子就喝了一水勺的凉水。此后我变得消沉无望……

　　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可能读过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的《最后一课——The last lesson》，描写的是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让出阿尔萨斯、罗林（Alsace，horroin）两个省，普军占领后强令小学生改学德语，一个过去常逃学不好好学习母语的小学生的心理活动。回想八十多年前我的心里也有同样的感受……

　　经过那段时期的人，大多都已离世了，留下来的也多是耄耋之年，有的身体不好，有的记忆模糊了。九十岁的老朽我，趁着头脑还清楚，把一些细小的过去记了下来，目的在于让我们的九〇后主宰国家的一代，别忘记过去！忘记过去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会麻痹，享受甚至背叛。

写在后面的话：

　　我读过不少文学艺术家的作品中描述革命先烈英勇就义时的心理状态，壮志豪情，还没有读过平民百姓、无辜的中国百姓，被屠杀或被推到坑中活埋之前的心情是些什么。我的童年理会靠不上长辈的维护了，是茫然、漠然，还希望我们有一天也强起来！

　　那时没有照相留下来，我打算把一幕幕如实地画下来，我从来没学过画，有的实际情景，如大搜查，枪杀人、刺人、挑人，要更严厉得多。家院、房子甚至屋内的摆设，胡同、小胡同口甚至挤出电线杆子，都还历历在目，很多情景我不会描述，更画不出来……

刘德山简介：

 

　　刘德山，男，天津市人，出生于1926年2月。兰州大学教授、甘肃省老教授协会理事。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1957年与夫人张苓芝来兰州医学院任教；1990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医学会热带医学会会员，曾去日、英、澳等国家，开始了兰州医学院的国际科研协作。1991年退休，移居澳大利亚，受聘为悉尼大学教授；2003年以来任西部悉尼大学医学院、澳华医学会、全澳中医学会顾问。

　　刘德山童年受家庭及环境影响喜爱皮影。其后经历了不同年代的变迁，基本没间断过皮影的爱好与收藏。自四十年代始至今，收藏有明清时期中国各地区的皮影戏30多个流派的老影件34箱（夹）。2008年，他将收藏的全部皮影运回国内，按他自己的话说“在我风烛之年把它带回国，主要出于对早年曾花费无数心血智慧的民间艺匠们的尊敬。也有意展示给青少年们，以激励锲而不舍的精神”。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和夫人张苓芝教授（原一院眼科专家）专程由悉尼回到兰州，举办了百年奥运史邮票展览；2009年百年校庆之际他又专程回到兰大，向学校捐赠了1906年发行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照片明信片，喻意“兰大日益昌盛、进步，并将会同世界上的老牌大学并驾齐驱”。随后又向学校捐赠了宋代铜镜、流失于国外的17世纪的唐卡、两套12件稀有清代皮影和近3000枚航天邮票。当问及为何要将几十年的辛苦和财富捐赠时，刘老动情地说：“国家的兴旺发达让海外游子们扬眉吐气”， “我若能为祖国为母校及大众同胞做一点小事，则不辜负过去生我养我之情”。